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分析及防范策略
发布时间：2021-10-24 02:2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农村土地流转、社会关系网络、话语权力等方面的顶事件社会风险源,而该层级风险源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即进一步演变成中间和底事件等级的社会风险源,进而形成其市民化的社会风险。基于相关文献综述,建立该群体市民化社会风险源的"变迁—结构—话语"分析模型,以此分析其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形成的逻辑理路。同时,从市民化意愿、社会融入、权益保障等方面,探索出该群体市民化社会风险源的防范策略,以规避和消减其市民化的社会风险及其消极影响。
【文章来源】：农村经济.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与“话语权力”互动模式
综合文献回顾，笔者建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的“变迁-结构-话语”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从这一模型的运行机理角度讲，该群体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派生性，由顶事件输出中间事件和底事件的社会风险源，其影响强度不断增加和凸显，且各层级事件之间也相互影响，整体性地构成该群体市民化的社会风险源。具体而言：变迁即指农村土地流转，经过几轮农地制度的改革，农业转移人口既可保留土地承包权，又可分享土地流转经营的增值收益。但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倘若他们完成了移入地的市民化，即可能失去土地承包权和收益分配权，所以该群体市民化存在潜在的社会风险，其农地流转是风险形成的顶事件源头。结构即指社会关系网络，农业人口通常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技术、人力等社会支持资源，而农业人口转移后原先的社会关系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导致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并间接成为该群体市民化社会融入风险的源头。话语即指话语权力，其大小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该群体在移入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即代表着他们的政治参与度高，受本地居民排斥弱，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反之，则表明其市民化受阻，并逐渐发展成自身市民化社会风险的诱因之一。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形成的逻辑理路
这一情况于2014年有所改变，中央施行“三权分置”土地改革制度，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放活经营权，并赋予其物权效力，[15]农民流转的仅仅是土地经营权，承包权依然属于自己所有，这样农业转移人口即使不参与流转土地的经营，仍可以凭借其所拥有的承包权分享土地经营收益。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改变了过去农地征收后土地产权变更和补偿费用较低的状况，为此相当部分的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这也间接降低了其市民化意愿。可见，该群体与土地之间紧固关系的恢复，相应消弱了他们市民化的意愿，而这也直接促成了其市民化社会风险的源头（如图2所示）。当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普遍不高，他们显现出对土地产权的特殊偏好，较为重视土地经营的即时效益，为此易选择直接经营或短期流转的方式，[16]而这也是该群体市民化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受土地流转经营收益驱使，该群体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固，而随着户籍性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等的改变，其市民化后却难以分享土地流转经营的收益。基于这一状况，农地流转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正向影响逐步消减，其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随之突显，该群体因失去土地流转经营收益的共享机会，而降低了自身市民化意愿，所以农地“三权分置”将成为其市民化中间事件性质的社会风险源，流转收益分享则成为底事件风险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J]. 肖卫东,梁春梅. 中国农村经济. 2016(11)
[2]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J]. 赵智,郑循刚,李冬梅.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3]话语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J]. 邓玮. 中国行政管理. 2016(03)
[4]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互动关系研究[J]. 徐美银. 社会科学. 2016(01)
[5]现代公民身份与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研究[J]. 张金庆,冷向明.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6]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J]. 徐美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7]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J]. 陈学法,丁浩. 江苏社会科学. 2015(03)
[8]补偿核算新视角:土地征收与农民“被动性”市民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 唐云锋,温其玉,郭贯成. 中国土地科学. 2015(05)
[9]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J]. 毛德松.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01)
[10]断裂与重构: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研究[J]. 李倩,张蓉,马萧.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4)
本文编号：3454388
【文章来源】：农村经济.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与“话语权力”互动模式
综合文献回顾，笔者建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的“变迁-结构-话语”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从这一模型的运行机理角度讲，该群体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派生性，由顶事件输出中间事件和底事件的社会风险源，其影响强度不断增加和凸显，且各层级事件之间也相互影响，整体性地构成该群体市民化的社会风险源。具体而言：变迁即指农村土地流转，经过几轮农地制度的改革，农业转移人口既可保留土地承包权，又可分享土地流转经营的增值收益。但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倘若他们完成了移入地的市民化，即可能失去土地承包权和收益分配权，所以该群体市民化存在潜在的社会风险，其农地流转是风险形成的顶事件源头。结构即指社会关系网络，农业人口通常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技术、人力等社会支持资源，而农业人口转移后原先的社会关系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导致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并间接成为该群体市民化社会融入风险的源头。话语即指话语权力，其大小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该群体在移入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即代表着他们的政治参与度高，受本地居民排斥弱，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反之，则表明其市民化受阻，并逐渐发展成自身市民化社会风险的诱因之一。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形成的逻辑理路
这一情况于2014年有所改变，中央施行“三权分置”土地改革制度，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放活经营权，并赋予其物权效力，[15]农民流转的仅仅是土地经营权，承包权依然属于自己所有，这样农业转移人口即使不参与流转土地的经营，仍可以凭借其所拥有的承包权分享土地经营收益。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改变了过去农地征收后土地产权变更和补偿费用较低的状况，为此相当部分的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这也间接降低了其市民化意愿。可见，该群体与土地之间紧固关系的恢复，相应消弱了他们市民化的意愿，而这也直接促成了其市民化社会风险的源头（如图2所示）。当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普遍不高，他们显现出对土地产权的特殊偏好，较为重视土地经营的即时效益，为此易选择直接经营或短期流转的方式，[16]而这也是该群体市民化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受土地流转经营收益驱使，该群体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固，而随着户籍性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等的改变，其市民化后却难以分享土地流转经营的收益。基于这一状况，农地流转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正向影响逐步消减，其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随之突显，该群体因失去土地流转经营收益的共享机会，而降低了自身市民化意愿，所以农地“三权分置”将成为其市民化中间事件性质的社会风险源，流转收益分享则成为底事件风险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J]. 肖卫东,梁春梅. 中国农村经济. 2016(11)
[2]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J]. 赵智,郑循刚,李冬梅.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4)
[3]话语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J]. 邓玮. 中国行政管理. 2016(03)
[4]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互动关系研究[J]. 徐美银. 社会科学. 2016(01)
[5]现代公民身份与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研究[J]. 张金庆,冷向明.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6]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J]. 徐美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7]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J]. 陈学法,丁浩. 江苏社会科学. 2015(03)
[8]补偿核算新视角:土地征收与农民“被动性”市民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 唐云锋,温其玉,郭贯成. 中国土地科学. 2015(05)
[9]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J]. 毛德松.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01)
[10]断裂与重构: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研究[J]. 李倩,张蓉,马萧.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4)
本文编号：345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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