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背景下我国控烟法律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7 01:49

【摘要】：烟草制品的危害已是世界公认的,为了限制烟草危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肆意蔓延和泛滥,保护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关注控烟问题。1995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动议》,次年5月份通过决议提议开启谈判。及至2000年,关于该公约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开始,并于2003年3月通过公约最后文本——《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英文简称FCTC,以下简称《公约》)。《公约》主要从减少烟草制品供应以及抑制烟草产品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来进行烟草控制。它主要保护两种权利,即吸烟者了解烟草危害的权利(知情权)与非吸烟人群不受二手烟危害(即避免被动吸烟)的权利。2005年2月28日该《公约》正式生效,成为全球第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协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烟草控制工作的开展。由于烟草制品的危害性和成瘾性,烟草控制的历史源远流长。烟草控制主要是指管理主体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对烟草制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予以管控以防止烟草无节制的流行和烟草危害的泛滥,从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迄今为止,烟草控制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收到了显著成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阻碍使得这些国家的控烟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烟草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全球11亿吸烟者中有3.5亿在中国。巨大的烟民基数,以及烟草行业的负效益,这些都反映出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控烟形势。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有10年时间,根据约定,从2006年1月9日起该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实施。经过5年过渡期后,也就是2011年我国应该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控烟工作依旧是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烟草控制立法方面还不够完善,我国的控烟履约机制存在弊病,同时我国的烟草税制不尽合理而烟草控制法律法规的执行也不到位。要真正实现控烟,必须充分认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以来我国的烟草控制工作,并关注全国各地烟草控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通过经验借鉴(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健康福利捐")和制度创新(如控烟体制改革)为我国控烟工作的提出新的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要准确把握《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主要精神和主旨,全面分析我国控烟工作存在的诸般问题。要意识到烟草税等对于烟草控制的重要作用；学习美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在烟草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烟草控制的立法模式中建议建立起多元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同时在对策机制中将对烟草税的转补贴制度(即所谓的“以烟控烟”)予以充分的运用；对烟草控制的执法模式也应该进行加强和完善。总之,我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实现全面控烟,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努力。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烟草控制立法以及执法活动,为人们创造良好的无烟环境也是立法者和执法者应该认真履行的职责,烟草控制工作的完善也是越来越迫切和重要。笔者作为一名法科学生,将目光定位于与民居环境息息相关的烟草控制领域,撰写此篇论文以期为我国的烟草控制工作效绵薄之力。
【学位授予单位】：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D996.9;D922.1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