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例分析的冒充警察搜身取财行为法律定性探讨(2)

同理于暴力行为，笔者认为胁迫行为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程度限制。但是不同于暴力行为的直观性和有形性，胁迫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强制与伤害是无形的，所以在实务中更加难以认定。虽然胁迫行为的认定难度较大，但仍然要为其设立下限，避免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错案发生。首先，探究胁迫行为的程度限制，可将其预示加害的内容比照暴力行为的程度下限，因为行为人对受害人施加胁迫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丧失反抗的勇气。如果胁迫失败，行为人将会使之前的预示付诸实现（这里不考虑犯罪的停止形态），即胁迫转化为了暴力行为。所以胁迫行为的程度以其预示的恶害内容为准。其次，胁迫行为的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如果其内容是明显难以实现的，那么就不能认定为胁迫行为。最后，胁迫的内容只要足以达到是对方产生恐惧心理便可认定为胁迫行为，对方是否因此而产生了恐惧心理则在所不问。
（二）被告人使用手铐及搜身的行为性质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刘甲、刘乙在两起作案中均对被害人有击打的行为，这一点上文已经讨论，不构成暴力行为。除此之外，被告人使用了手铐将被害人铐住，并对被害人搜身，对于这样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
针对使用手铐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手铐的使用应当认定为暴力行为。因为手铐作为最常用、最常见的戒具，是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等机关用于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工具。本案中二被告人将被害人用手铐铐住，从而使被害人丧失了反抗能力，完全抑制和排除了被害人的反抗。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使用暴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手铐的使用应当认定为威胁。本案被告人用手铐把被害人铐起来的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同时这也不是被告人主观上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在本案中，这种性质和程度的暴力可以理解为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方法之一。[9]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被告人使用手铐的行为应当属于胁迫行为。行为人虽然使用了接触他人身体的行为，但这仅仅是手段行为，被告人使用这种手段的目的是为了给被害人施加恐惧心理，从而使被害人认识到如果不配合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恶害，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隐性胁迫。
笔者认为，本案二被告人使用手铐的行为应当视为二人冒充警察的系列行为，并非暴力、威胁或者胁迫。首先，被告人使用手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获取财物，因为在将被害人铐住并“罚没”被害人的违禁药水、“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对讲机和手机后，二被告人将被害人带上车，佯装将其带回派出所。所以，从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被告人使用手铐的行为是为了让被害人相信二人的警察身份，其目的并非为了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其次，在实质上，使用手铐也不能排除被害人的反抗，因为在两起案件的犯罪现场中，都并非只有被害人一人在场，但在面对二被告人时，所有在场的人均没有进行阻止，显然一副手铐不足以构成暴力行为。最后，笔者承认被害人受到了来自精神上的强制，但这种强制并非来自于手铐，而是出于对二被告人警察身份的恐惧。同时，在将被害人用手铐限制住后，被告人也没有进行所谓的“预告加害”，所以，被告人使用手铐的行为也不属于威胁或者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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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被害人心理状态分析..........................................14
一、被害人对被告人冒充行为的认知情况 ...........................14
（一）被告人冒充行为的表现形式..............................14
（二）被害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16
二、被害人违法行为对其主观心理的影响 ...........................17
三、被害人的“自愿性”剖析 .....................................18

第四章 案件分析结论

一、被告人不构成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
通过上文对被告人取财行为、犯罪目的和被害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分析和讨论，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二被告人构成抢劫罪，且认定二人的行为属于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冒充军警抢劫”。笔者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认定本案被告人并不能以抢劫罪处罚。一个方面是行为：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取被害人财物，其手段行为的核心是暴力和胁迫。由上文的分析结论可知，二被告人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或者胁迫，而是属于二人冒充警察的系列行为。所以，从行为上来看，刘甲和刘乙不构成抢劫罪。另一个方面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刑事责任的大小应当与被告人所犯罪的大小相适应，要综合考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如果认定本案被告人抢劫罪成立，那么势必应当以“冒充军警抢劫”的加重情节处罚，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为冒充军警抢劫在学界有很大争论，[15]所以姑且抛开这个情节，抢劫罪的量刑标准以情节和犯罪数额为基础，就本案的情节而言，没有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结果且犯罪数额在一万元以下，即使构成抢劫罪，二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过五年。所以，笔者认为本案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冒充军警抢劫较小，将被告人认定为抢劫罪有违罪责刑相适原则。
第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有观点认为本案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招敲诈勒索罪，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的威胁行为成立且达到了敲诈勒索罪的数额要求。笔者认为被告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理由有三点。首先，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所规定的的手段行为，即不属于威胁或者要挟；其次，敲诈勒索罪的案件过程是：被告人的威胁或要挟行为——被害人处分财物，而本案的流程是冒充行为——被害人认识错误——被害人处分财物，显然本案被害人是在陷入错误认识后处分的财物；第三，敲诈勒索罪中的被害人处分财物是基于害怕行为人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的实现，而本案被害人处分财物是基于自愿的。

二、被告人行为的最终定性
（一）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客体分析
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指的是被刑法所保护的但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从我国刑法典分则的立法体系可以看出，犯罪客体的确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数量可以将犯罪客体分为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本案被告人冒充警察搜身取财的系列行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首先，被告人冒充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同时侵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信誉。因为查处违法行为、收缴违法所得的权利应当由国家机关行使，收缴的违法所得或者罚款应当由国家所有。从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抗可以推断出，被告人冒充警察的行为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所以利用这种信任实施的犯罪活动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威信。第二，二被告人获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本案中被害人虽然正在出售违禁药水，涉及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违禁药水以及之前的违法所得，但违禁药水和违法所得的所有权在被执法机关收缴前仍然属于被害人，并且二被告人搜走的手机的所有权当然属于被害人，所以被告人的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