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其防范机制的构建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以实现资源全球最佳配置为目标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迅猛发展，带动着资本等各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转移。境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创造财富和社会效益是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摆脱资源、人口的限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如今，境外直接投资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资源大国，还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国。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巨大,利用率不高,资源日益成为限制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老龄化的状态，比较优势也不会成为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法宝；又因为中国一大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积极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开展了境外工程承包、收购资源、企业并购、境外上市等国际投资与经营活动,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广泛参与了国际国内两种市场的竞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决定了为了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区域和投资行业范围也相继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对外开放度提高及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伴随着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投资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并已经成为困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抑制因素。加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控制已经成为不得不尽快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状态，提出相应的针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机制构建的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以及构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级别，在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验的基础上，从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内部风险治理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建议。本文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先论证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再对国内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然后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之后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进行分析；最后从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内部风险治理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建议。通过相关的论述和实证分析,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多样、来源复杂、总体风险规模较大。相较于国内投资，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2.宏观层面的风险控制机制建设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因此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对企业的风险控制提供支持。3.强化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是有效控制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根本措施。应对风险的主体是企业，只有强化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才能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降低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只有从制度层面和企业文化层面构建全员风险防控的体系，才能有效控制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提出一个全面并具体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定义，认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界定为：能引起企业在国境以外与预期结果偏差的直接投资利润的可能性，是指会引起海外企业投资运营变动或者减少企业的盈利率的可能性。2、本文对境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了完善。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外投资风险的指标选择和测度具有不同的构建方法。本文在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以及Robock、Bennett和Green、Bradley、Rummel和Heenan等投资风险防控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总体归纳为国家风险和企业风险两大类，并最终构建了一个具有不同赋权的风险评估体系。3、本文建立了一个模糊综合风险评价模型(F-AHP)。利用模型，将风险量化，从而指导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达到能够预期风险、认知风险、评估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效果。4、本文从内部微观层面和外部宏观层面建立动态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实现企业投资风险评价和控制相连接和相促进。
第 1 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发布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现象的数理，重点分析了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梳理了形成风险的诸多因素，并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状况进行了定量测度，在鉴戒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境外直接投资企业风险控制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企业如何应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的思路与具体措施。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多样、来源复杂、总体风险规模较大。相较于国内投资，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宏观方面的风险尤为突出。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按照其变现形式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法律风险和企业兼并收购的风险等。风险来源从宏观上看，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文化冲突摩擦；从中观上看，渠道单一和竞争失序是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微观上看，企业在经营决策中的国际化管理能力不足及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是导致风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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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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