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纵深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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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及解决思路

孙继伟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报》2009年第9期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指导实践、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做研究。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属于明显的脱节。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外因是学术评价与考核激励指标的误导，内因是管理学的应用链偏长，学术语言与大众语言脱离则是内外复合型原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留下了更为严重的隐患。要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等级指标，建立以“引用者、读者、使用者”为核心，按照研究者类别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

1  文献综述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或管理学术界与实务界脱节）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存在，美国的管理理论最发达，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也相当严重。

    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学会杂志》(AMJ)和《管理科学季刊》(ASQ)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发表专辑对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多数论文批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rigor)，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relevance)，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彭贺，2009）。

    Bennis等（2005）指出，美国商学院对“科学性”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受训的分析技能与面临的复杂管理任务之间严重脱节，商学院不能传授有用的技能，不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Ghoshal（2005）指出，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好的管理，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谴责的管理实践。即使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倾力与实践结合的MBA教育，也存在与实践脱节问题。Pfeffer等（2002）指出，MBA所学知识及成绩分数与职业成功没有多大的相关性。明茨伯格（2004）批评MBA教育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有的学者把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与过分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并称为美国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的三大浪费（薛兆丰，2009）。如果与日本相比，美国的这三大浪费更为突出。

    中国管理学界在引进美国学术标准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很远的背景下，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刘源张（2006）提出，管理学的成果要得到社会、国家的承认和使用，不外乎两者：（1）提出能够影响企业、社会和国家观点和行为的管理思想；（2）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能够通过标准化成为企业、社会和国家遵循的工作程序、模式和规范。遗憾的是，管理学没有走这两条实践检验的道路，而是走上了“论文主义”(publish or perish)。郭重庆（2008）更为直接地指出，中国管理学界对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陷入了“自娱自乐的尴尬处境”。李京文等（2009）批评了“照搬西方”和“自说自话”两种不同的脱节倾向，“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照搬西方的管理学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

    实务界对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感受更深，通常对管理理论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有的企业家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误判经济形势①，企业的决策应该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并建议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刘革新，2009）。

    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对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批评的同时，也有学者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张玉利（2008）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质上是由于管理实践层面的水平差异决定的。管理理论一方面表现为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滞后于先进的管理实践。

2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

    2.1  根据理论的来源与用途界定

    管理理论与实践是否脱节首先可从来源和用途界定。理论的来源分为源于问题、源于文献、源于兴趣三种，理论的用途分为纯揭示规律、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满足好奇四种。

图1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

    如图1所示，综合理论的来源和用途，结合理论与实践脱节情节的轻重，划为三类：

    A类：理论来源于文献、理论来源于兴趣、理论用于满足好奇，这三种情况属于毫无争议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韩巍（2009）指出，管理学研究必须以揭示管理实践真相为起点，但太多的管理研究从起点就选错了方向，从结果来说，还不如记者报道有助于人们认识管理实践中的关系结构和运营机理。

    B类：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为目标，或者研究者自称可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理论，这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如果实践检验后理论有效，不属于脱节，反之，则属于脱节。

    C类：纯揭示规律的理论，即“纯理论”。这类理论长远来说也要用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但在理论提出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可能无法界定是否有用。例如，费马小定理和欧拉定理提出后相当于时间内没有用处，后来用于非对称加密和网络签名。

A类理论属于脱节是没有争议的，但A类理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呢？这属于价值判断，取决于立场和利益。如果研究的出资者要求研究者与实践结合（如决策咨询类课题），那么就属于不可接受的脱节，应该受到批评。如果研究经费是自有资金，那么对研究者及其理论都不应批评。如果研究经费来自公共财政，那么，纳税人或评论者可以对其批评。

    事实上，有些研究者拿着纳税人的资助经费，做的却是源于文献的研究（或文献导向的研究），甚至文献引证和综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出了论文的主体部分，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这些喧宾夺主型研究如果得出了有用的理论，也应该肯定，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往往没有应用价值。如果这些喧宾夺主型研究的经费是研究者自有经费，也无可厚非，但这些论文一般都写着国家或省市的某某基金资助。

    黄纪苏（2009）尖锐地指出：各级政府的科研基金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是“民脂民膏”，怎奈学者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论文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2  根据研究者的客户或理论的应用链界定

    管理理论研究者经常对企业和其它组织强调，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但是，研究者应当为谁服务？管理理论的客户是谁？管理理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

    在多数学科中，从“纯理论研究”到“纯应用研究”存在逐级过渡的关系，类似于产业链，可称为理论的应用链，靠近纯理论的研究者称为一级研究者，靠近纯应用的研究者称为三级研究者，中间的称为二级研究者。②

以医学为例，一级研究者的成果也不直接应用于实践，但医学界整体上脱节并不严重，这是因为医学有顺畅的理论传导机制，一级研究者为二级、三级研究者服务（即理论成果被二、三级研究者引用），二级的研究者为三级研究者（医师）服务，三级研究者为患者（终端客户）服务。物理学、化学、药学等学科与此类似。

    但是，管理学的理论传导机制严重断裂。一级研究者为二级、三级服务，二级的研究者为三级研究者服务，三级研究者试图为别的三级研究者服务，但三级研究者的论文基本上无人引用。参照医学、物理学等学科，管理理论的三级研究者应当把实践者当作客户，而不必追求发表学术论文。但是，一方面，三级研究者不得不接受学术论文指标的考核，另一方面，实务界管理者更愿意接受一、二级研究者（即著名管理学家或学者）的指导，而不愿意接受三级研究者的指导。这使得三级研究者陷入了没有客户的尴尬处境，而三级研究者在数量上却占全部研究者的绝大多数！这也意味着，管理理论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

    绝大多数研究者陷入“客户迷失”也使整个管理学界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做研究。具体来说，还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严重后果：（1）三级研究者自身价值难以体现，存在意义受到严峻的挑战；（2）从理论到实践的传导机制（应用链）断裂，脱节问题难以解决；（3）应用链断裂也使一级研究者得出的深刻理论或正确理论在社会上往往被曲解。

    2.3  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

    实践者感知到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通常用“理论没有用”来概况，具体来说，有四种情况脱节程度尤为严重。

    （1）再次重复常识的研究结论。顶级管理学期刊AMJ评选的1995年度最佳论文《人力资源工作实践对员工流失率、生产率和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在花费了大量精力、经费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高绩效工作实践能够降低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率、提高财务绩效（Huselid，1995）。但是，这一结论是实务界人所共知的常识，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经费去验证。在管理学界，之前也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Huselid（1995）自己也说：“以前的学术研究以及大众媒体上的文章认为，高绩效工作实践会在良好的业绩上反映出来，本研究提供大量证据支持这些观点，我的研究不同之处是为结论提供了相当高的置信水平”。再如，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企业的人力资源声誉与应聘者人数及应聘意愿正相关。再次重复常识的理论有时在表达上与常识不同，但应用这些理论得出的决策建议与根据常识得出的决策建议没有区别。

    （2）违背客观事实的研究结论。一位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结论：前几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的政策优惠少于国内民营企业。但是，“假外资”企业很多的事实表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如果他的研究结论正确，中国企业主就没有积极性搞“假外资”了。

    （3）颠倒或混洧因果关系的研究结论。有位研究者提出一个理论：世界一流大学造就了世界强国。事实上，虽然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强国（近似于经济强国）的相关性非常强，但理论和实践证据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才能使该国涌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像这位研究者说的反向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也是这样。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对一个国家成为强国有反作用，但基本的因果关系是世界强国造就了世界一流大学。得出上述颠倒因果关系理论的是一位著名学者，普通研究者得出的颠倒或混洧因果关系的理论更多。

    （4）同义反复的研究结论。对于组织承诺的概念，大多数研究采用Meyer和Allen提出的三因素模型：感情承诺表示雇员对组织的认同度，连续承诺表示雇员离开组织的成本，规范承诺表示雇员留在组织中的义务（张勉等，2002）。从这三因素可以推论出组织承诺越高，离职倾向越低，或者说，组织承诺本身就包含着与离职倾向负相关的含义。然而，有研究者还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负相关的结论（袁凌等，2007），这一研究成果属于同义反复。事实上，同类研究成果还很多，仅在中国知网上就能查到十几篇研究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的硕士论文，中国期刊网上也能查到从教师、护士、公安人员等不同职业角度研究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的多篇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同义反复。

    2.4  根据理论的时空适用性界定

    理论对实践的适用性受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制约。从时间维度来看，有些理论长期适用，有些理论短期适用；从空间维度来看，有些理论在多个空间适用，有些理论只在个别空间适用。时间与空间两维组合，形成理论对实践适用性的四种结果，如图2。管理也可以理解为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反映这三种关系的理论在时空适用性上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图2中应用了这三种关系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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