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学院集团_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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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6期

2007年6月外国经济与管理

ForeignEconomics&ManagementVol129No16Jun.2007

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述评

罗　珉

(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4)

　　摘　要:德鲁克是我们这个商业文明时代的道德学家和管理哲学家管理理论的内在基础又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超越,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哲学的“德鲁克特色”,。人们会越来越清楚,,。　　关键词:德鲁克;;　　　:1001Ο4950(2007)06Ο0058Ο08

一、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①色彩,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德鲁克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管理就是人”,、“管理是有关人的艺术”“、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德鲁克管理学的最基本命题。

　　这里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是指没有任何本质的、纯粹的主观性,经理人或知识员工就是这样的存在;先有纯粹的主观性(即人)存在,然后才说明自身,即由它自由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本质;这种自由(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因此,人是绝对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存在”是不断的超越。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集中地表明了人的存在是主观性的,人是自为的,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去设计自己、决定自己。主观性的意义在于:自己选择,自己造就。这又意味着人的存在是自由或“人就是自由”。

(homeless),人的本质充满畏惧、　　与存在主义哲学宣扬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无家可归”寂

寞、痛苦等观点不同,德鲁克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应当怎样把人类精神层次的东西与商业结合在一起“:人们对死亡产生的后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借以规避死亡。人寿保险恐怕是19世纪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了。人寿保险推广‘分散风险’的观念,很明显地传达了业者的企图:希望人类视死亡为人生里程中的一个事件,而非终结。”德鲁克宣扬人的生命与死亡都有意义,死亡是人现实的本质特征

,人要懂得为死而活。对德鲁克自己而言,只有文字才能够再现被夺去的生命与流逝的时间,并使它们永存;对于生命的意义,文字能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表达,并将其凝结升华为结晶。德鲁克常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作品得以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人性,得以升华至非凡。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人被平均化、整体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收稿日期:2007Ο03Ο06

作者简介:罗　珉(1954-),男,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5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29卷第6期)

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据德鲁克回忆,他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始于1919年。那年,他在一家健身房结识了普福利格勒神父(FatherPfliegler),于是便开始认识宗教。普福利格勒神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即你希望人们记住你的什么。“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的人,看作你能成为的那种人。”[1]

　　后来,德鲁克接受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在他德国汉堡一家专门出口五金产品到印度的贸易公司做实习生时。那时无意间阅读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廓尔②所写的《恐惧与颤栗》(FearandTrem2bling)[2]。在这本书中,克尔凯廓尔借圣经中的故事,论述了信仰和牺牲的观念。德鲁克回忆道“我立,刻就知道,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廓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哲学应以上帝为依归,研究的是个人存在。德鲁克认为,19世纪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个人存在何以可能?(Howishuman?)20世纪已经变成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is?)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Durkheim,1893)自主,就会越依赖社会”“,,等问题,[3]这是。德国社会学家盖奥尔格?齐美尔(Sim2mel,探讨了这个问题。齐美尔认为,由于人是社会人,所,让理性人脱离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处在那个社会之外来为社会建立秩序。人只能投入到这个社会,去理解这个社会。但是,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世界是通过一群理性人的交往建构起来的”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方式的解答。[4]

　　几年之后,德鲁克撰写了一篇哲学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TheUnfashionableKi2erkegaard)。后来,德鲁克回忆道“:除了论述克尔凯廓尔的那4篇论文之外,我所有的著述都是在关心这个世界。”德鲁克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克尔凯廓尔的同时代人实际受他的影响并不大,但克尔凯廓尔对20世纪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克尔凯廓尔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哲学家,也是致力于对宗教进行哲学复述的思想家,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构。在德鲁克看来,20世纪初期的流行答案强调了社会存在,而忽视了个体存在。克尔凯廓尔认为,人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所产生的,并最终逼人至近乎疯狂的紧张之中。德鲁克尝试的答案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需要借助于组织这个器官和管理来协调,以减轻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从而抑制社会动荡的产生根源。[5]可以这样说《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是德鲁克惟一一篇哲学论文,也是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一篇论文。

　　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他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严重的劳资矛盾或阶级矛盾是所有其他人都看到的“事实”。在泰罗主义者看来,推行科学管理的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经济大饼”做大才能够解决劳资矛盾。但在德鲁克看来,应当超越事情的表象,看到矛盾的本质:劳资矛盾就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是个人与社会矛盾在工业社会的新表现。因而,德鲁克宣称,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强大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这就是通过公司这个“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能够由垄断资本主义自发地演变为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社会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

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6]

　　德鲁克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与现实存在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方面,德鲁克的存在主义表现出本体论认识论的特点。在德鲁克看来,如果管理实践者在看“管理理论”时有什么心得,大可不必因担心理解出现偏差、有所片面而羞于说话和羞于实践。其实,

管理学家对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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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看法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管理实践者对管理学家的看法的关心程度。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管理实践者的理解,管理学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德鲁克(1982)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我不相信未来。我向窗外看,是要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没来得及产生后果的

[7]事情,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未来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德鲁克似乎有意让我们去认知时代、历史层面的管理,他(1982)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帮助今天的管理者在不同以往的明天到来前做好准备,实际上也是让这样的明天成为属于他们的未

[7]来。”克尔凯廓尔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我们只能获得相对的确定性[8];而德鲁克认为,在对组织及其管理的认识上,人们只能获得相对真理。他的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德鲁克(1982)指出“:世界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50年前管理领域默认的假设、规律和惯例遭到了质疑和

[7]挑战,经理人必须思考和利用已经发生的变革。”

　　德鲁克对社会动荡的破坏性高度警惕,,的。变革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也可以连续、,,这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态度和创新的能力稳定和繁荣。,,有朝一日爆发为剧烈的动荡。

　　:首先,把管理学解释学从方法论,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解释学,即“此在解释学”。所谓的“此在解释学”认为,传统的管理学方法论忽视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缺乏本体论。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有两种:一是固定物,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二是此在(人)。此在与存在为理解关系,此在的现象学即解释学,解释即人的存在方式,此在通过询问和理解使存在生成意义。其次,通过实践性管理思想把解释学与现象学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种现象学解释学。这种现象学解释学排斥中介因素,把直接的把握或这个意义上的直观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检验一切知识的最终标准;这种现象学解释学在经验性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对本质进行洞察,即对本质因素以及本质因素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

二、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人生观的影响

　　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人生观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主体真理论”。克尔凯廓尔将真理分为“客观真理”和“主体真理”两类,这两类真理各自适合自己的领域,各具自己的意义。“客观真理”见诸自然科学、历史、数学等学科的研究。至于其他学科领域,只要它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精确地认识和理解某个客体,在其中也可见到客观真理。正如“客观真理”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所表明的那样,它的重点是在被认知的对象上,而主体对认知活动的干涉,须尽量降到最低限度。

　　克尔凯廓尔(1941:178)认为“:当真理问题以过程方式提出时,反思(reflection)就客观地指向真理,真理被当成与认知者相联系的客观对象。反思的重点不在于认知者与真理的关系,而在于与认知者相

[8]联系的是不是真理。只有与认知者相联系的是真理,主观才可算处于真理之中。”

　　德鲁克在他的研究中多次言明他并不想否定“客观真理论”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适用性,他在自己

[8]的著述中像克尔凯廓尔声称的那样,一直强调尊重“科学边界的神圣安全”。但是,将客观真理论延伸

(existentialsystem)是不能成到生存问题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德鲁克认为,黑格尔的“存在系统”

(gradualprocess)。在这种立的。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客观方法涉及克尔凯廓尔所说的“渐进过程”

过程中,人们不断收集更多的素材,越来越接近客观对象的真实与确切的描述,但仅仅是接近而已。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通过梳理管理领域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德鲁克开始质疑或甚至呼吁挑战和摒弃过去40年里一直行之有效的并因此自然而然地被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规律和惯例。　　克尔凯廓尔对德鲁克研究方法的影响表现在以客体为真理的中心转变到以主体为真理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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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转变是管理学研究中的一种革命性转变。德鲁克完全接受了克尔凯廓尔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截然不同的观点“,当真理以主观的方式提出时,反思就主观地指向个体关系的本质;只要这种关系形式处于真理之中,个人也就处于真理之中,哪怕与个体相联系,凑巧并不为真。”[8]在德鲁克看来,这不仅是对客观确定性的超越,也是对它的背离。而更高的真理蕴藏在主观方法之中,这就要求人们通过实践来探索和认识。这是因为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崇拜的是方法,崇拜的仅仅是数学建模的方法,而不是解决组织及其实际管理问题。主体性真理不是简单地由于反对客观真理才出现,然后又超越客观真理的;主体性真理实际上是反对客观确定性的,真理的悖论性在于它能够唤起人必有的内在激情。

　　如果说客观真理包含“渐进过程”,即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过程,那么在主体性真理中,由于缺失客观确定性,就需要克尔凯廓尔在其他语境中所说的“跳跃”(leap),但这里指的是“据有过程”(appropriationprocess)“:充满激情的内向性构成了据有过程,,这是存在的个体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真理”。[8]这说明,。人的这种存在本体问题,然后展示人走向未来、自我设计调意向性、意识和体验实践的重要意义。

　　,强调“主体性真理的描述重点,:(1)管理学家对人的;(2)管理学家以非本质性、非抽象陈述展现个体存在及其本质;(3);(4)管理学家以非理性景况表达人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5)管理学家的陈述方式应体现“体悟”的含义“,体悟”有反思、体验、感悟、领悟、领会等意思,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虚无和自由及其情绪的体悟。

　　主流管理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以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为前提,因而是二元论的。德鲁克要消除这种二元论,建立一种一元的实践管理学,这就需要从组织及其管理事物的本身出发,要寻求一个出发点。德鲁克强调了“我思”是一切真理都不能离开的,因此是本体论的出发点。但是,德鲁克的“我思”和笛卡尔的“我思”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已有了主客体的明确区分,是自觉到主体存在的“先于反思的我思”(cogitopréréflexif);而作为出发点的我思应该是主客体都没有明确区分,尚未意识到主体的“反思前的我思”。德鲁克要超越这种二分和对立,进行全新的证明尝试,即不是从笛卡尔方法的“反思的我思,而是从感知者反思前的存在获得的‘本体论证明’”来解释人的本体问题。　　在我们看来,德鲁克其实对这个灵性世界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他对社会、组织及其管理进行与其他管理学家不一样的观察。德鲁克认为,人类不一定能够在社会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而应该相信在超越社会的范畴中找到意义。就算从单纯的人本主义来看,道德也应该赋予人类生命以意义,甚至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是一种道德典范。德鲁克曾经追问“:人类生存的唯一结果,难道必定是悲剧与绝望吗?”或许在德鲁克描绘的新社会里,人们———不是在工作中,而是在自己的信念中———找到更有意义的东西。德鲁克(1959)呼吁,在后现代社会,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这里,德鲁克向我们展现了他强烈的宗教情怀“:必须重申人不单单是一种生物和心理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存在;他是一种造物主所创造的生灵,以造物主为其存在的目的,并且受造物主的支配。”[9]

　　德鲁克的早期著作明显反映了这种思想。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工业社会需要一种取代传统社区和传统社会主要特征和功能的新器官(organ)。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表达了期盼建立一个人类“还能够忍受的社会”这样一个理想国的境界。德鲁克“更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我们可以通过付出一点代价来维系自由”。[6]德鲁克永远是个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他宁愿降低期望:与其期待一个完美的社会,还不如建立一个“还能够忍受”的社会。对于这个“还能够忍受”的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德鲁克是这样定义的“: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比喻,企业组织就像一首曲调;想要奏出动听的曲调,不能只看个别成员的表现,还要看整体关系是否和谐”。[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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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的后现代主义转向

　　德鲁克晚年的管理哲学思想明显地转向了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鲁克强调,与组织及其管理的联系更为基本或根本的方式,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而不是揭示它。所以说,从组织及其管理的形态、状况、构成和要素等方面来看,这不是我们思量组织及其管理通常和最初的方式。思量组织及其管理的根本方式,是将其视为“应手之物”(readytohand),而非“在手

(presentathand)。这就是说,看待组织及其管理事物的角度应当是它们的用途,如组织及其管之物”

理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可以实现组织的宗旨与使命。应当说,德鲁克的这一哲学思想来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的现象学。在德鲁克看来,强调管理者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的实践性,否定的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它的排他性,甚至可以说是它的首要性。法,是对它进行度量或检测。的真理,甚至也不是认知组织及其管理的最重要方式。()强调具有的那种“自然规律”。因此,。,而按

[10]照旧范式就可能把人引入歧途,,即进行抽象概括

的层面。

　　,,但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和认,。在德鲁克看来,20世纪,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管理范式逐步发生了变化。在21世纪,管理范式仍将继续发生变化。如果构成管理学的假设发生了变化,那么管理学的许多观念也必须跟着变化。现在的管理学思想仍然沿用上个世纪的那些基本假设。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关心这些假设是不是“事实”,更不用说去分析和研究这些假设了。

　　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未来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将会占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的2/5。知识工作者是新“知本家”,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唯一的核心稀缺资源。这意味着知识工作者群体掌握着知识这种“便携的”生产资料,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手中的股票或通过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他们实际掌握着知识社会许多企业组织的主要所有权。知识工作者将自己视为与企业组织平等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资历的专业知识工作者,而不是老板和雇员组成的社会。德鲁克(1999:142)指出“:不断创新必须成为知识工作者工作、使命和责任

[11]的一部分。”

　　其次,德鲁克晚年的著述明显受到解释学理论③的影响。从科学史研究来看,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魏尔海姆?狄尔泰(Dilthey,1926)把解释学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依据。狄尔泰认为,解释学这门学科是用社会人的经验和内在动机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内在生活不是由一系列机械的命令构

[12]成,而是相互交织成为具有某种结构的连续体(Zusammenhang)。

　　德鲁克(1999:3～40)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科学。他认为,任何学科都有其基本假设,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基本假设必须符合现实,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比对自然科学更加重要。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者反过来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对自然界、对太阳或地球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社会科学(如管理学)则不然,它研究的是人与由人组成的组织。自然科学是探寻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管理科学则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之间的关

[11]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可循。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对个案的考察。德鲁克认

为,从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展管理学研究以来,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奠定管理原理和管理实务的两套假设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些假设都已经过时了。例如,我们都假定,应该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可用来“管理”人,并由此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如果我们的问题是:从90年代起,知识工作者开始在劳动大军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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