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17 09:41
2019年年底我国贫困人口约减少到551万人,若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我国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而是要进入到更重要的扶贫工作阶段,即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阶段。我国还有一些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刚脱离绝对贫困人口较多,相对贫困问题更为突显。在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扶贫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由于农村正规金融实施的信贷配给政策,大多数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处得到满足。而植根于农村社会的非正规金融恰好弥补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缺位”,农村非正规金融灵活的担保机制、较低的借贷门槛、多样化的服务等能满足农民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农民脱贫。然而,因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依赖于地缘、亲缘、业缘等发展业务的同时也局限了其业务规模,处于国家监管体系范围之外也引致了其信用风险、生存危机等问题,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是有限的。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相关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论文通过设定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标准1和相对贫困线标准2共三个贫困线标准来研究...
【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河南省
【文章页数】：66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设计框架图
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图22017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区域分布图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中国金融年鉴》数据整理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机理（一）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农村区域正规金融机构采取的信贷配给政策将许多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门槛之外，大量从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所必需的信贷服务的农民只能转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提高了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农民从非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金融服务提高了自身的金融市场参与性，促进了收入的增长，从而减少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户提供平等地享有储蓄、融资、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机会，使各类农户能够平等地享受非正规金融服务，这些非正规金融服务通过作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财富积累、受教育程度与年限、改善生活质量程度等福利，从而直接作用于农户的贫困状况。非正规金融通过向各类农户提供形式多样、利率相对较高的储蓄服务，直接增加农户的收入，减少其贫困发生率。唐礼智（2009）[34]通过实证分析1980-2007年泉州市的相关数据得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长期正向影响作用且比正规金融效率高。对于缺少甚至没有保险或储蓄的农户，非正规金融为其提供的低门槛的信贷服务，尽管不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却提高了农户应对潜在危机以及现有危机的能力，帮助农户防范和抵御危机，保持甚至提高现有的福利水平。苏静（2015）[53]的观点指出，非正规金融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促进了我国农民平等地享有非正规信贷服务，中低收入农民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增多，中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进而缓减农户的贫困状况。
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2图3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数据来源：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三）增加教育资金投入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由于收入较少，自有资金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若没有足够的资金，农村居民则很难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教育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各方面综合素质不高是制约其脱贫的根本因素。没有教育资金的投入，农民难以获得高水平的受教育机会，自身各方面素质难以从根本方面得到提升。若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低，则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门槛，阻碍其进入更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其收入越高（刘艳茹等，2018）[58]。王小鲁和樊纲（2005）[59]指出我国拥有更多受教育机会的是高收入群体。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农民自身意识的觉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希望通过提升受教育程度改善生活现状，提升生活水平。由图4可以看出，2013-2018年农村人均教育文化支出由754.6元上涨到1301.6元，增长幅度为72.55%；而2013-2018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429.6元上涨到14617，增长幅度为55.02%。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远不及人均教育文化支出增长的幅度，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人均教育支出额逐年增加，农民教育投入成本逐年增长。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农户可以通过获得非正规金融资金投入到教育方面，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金融素养。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某种程度上反映农户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农民来说，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从事非农工作或兼任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收入来源越多，则比低学历的农民更容易脱贫；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微信支付采纳行为影响——以陕西省为例[J]. 胡振,张晓钰.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0(04)
[2]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J]. 项质略,张德元.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3]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J]. 丁建军,金宁波,王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4]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J]. 王一. 社会科学战线. 2019(05)
[5]渠道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福利水平[J]. 李成友,孙涛. 改革. 2018(10)
[6]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居民幸福感——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卢娟,李斌.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04)
[7]基于文本挖掘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联性研究[J]. 刘艳茹,盛舒涵,郭海彧. 社会保障研究. 2018(04)
[8]从钱庄到小额贷款公司: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持续性[J]. 张博,胡金焱,马驰骋. 经济学(季刊). 2018(04)
[9]非正规金融研究:评述与展望[J]. 钱雪松,陈琳琳,金芳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10]非正规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J]. 聂高辉,邱洋冬. 经济体制改革. 2018(03)
博士论文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湖南大学 2015
本文编号：3347534
【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河南省
【文章页数】：66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设计框架图
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图22017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区域分布图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中国金融年鉴》数据整理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机理（一）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农村区域正规金融机构采取的信贷配给政策将许多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门槛之外，大量从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所必需的信贷服务的农民只能转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提高了农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农民从非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金融服务提高了自身的金融市场参与性，促进了收入的增长，从而减少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户提供平等地享有储蓄、融资、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机会，使各类农户能够平等地享受非正规金融服务，这些非正规金融服务通过作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财富积累、受教育程度与年限、改善生活质量程度等福利，从而直接作用于农户的贫困状况。非正规金融通过向各类农户提供形式多样、利率相对较高的储蓄服务，直接增加农户的收入，减少其贫困发生率。唐礼智（2009）[34]通过实证分析1980-2007年泉州市的相关数据得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长期正向影响作用且比正规金融效率高。对于缺少甚至没有保险或储蓄的农户，非正规金融为其提供的低门槛的信贷服务，尽管不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却提高了农户应对潜在危机以及现有危机的能力，帮助农户防范和抵御危机，保持甚至提高现有的福利水平。苏静（2015）[53]的观点指出，非正规金融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促进了我国农民平等地享有非正规信贷服务，中低收入农民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增多，中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得以增加，进而缓减农户的贫困状况。
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2图3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数据来源：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三）增加教育资金投入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由于收入较少，自有资金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若没有足够的资金，农村居民则很难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教育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各方面综合素质不高是制约其脱贫的根本因素。没有教育资金的投入，农民难以获得高水平的受教育机会，自身各方面素质难以从根本方面得到提升。若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低，则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门槛，阻碍其进入更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个人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其收入越高（刘艳茹等，2018）[58]。王小鲁和樊纲（2005）[59]指出我国拥有更多受教育机会的是高收入群体。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农民自身意识的觉醒，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希望通过提升受教育程度改善生活现状，提升生活水平。由图4可以看出，2013-2018年农村人均教育文化支出由754.6元上涨到1301.6元，增长幅度为72.55%；而2013-2018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429.6元上涨到14617，增长幅度为55.02%。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远不及人均教育文化支出增长的幅度，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人均教育支出额逐年增加，农民教育投入成本逐年增长。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农户可以通过获得非正规金融资金投入到教育方面，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金融素养。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某种程度上反映农户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农民来说，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从事非农工作或兼任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收入来源越多，则比低学历的农民更容易脱贫；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微信支付采纳行为影响——以陕西省为例[J]. 胡振,张晓钰.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0(04)
[2]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J]. 项质略,张德元.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3]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J]. 丁建军,金宁波,王璋.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4]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J]. 王一. 社会科学战线. 2019(05)
[5]渠道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福利水平[J]. 李成友,孙涛. 改革. 2018(10)
[6]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居民幸福感——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卢娟,李斌.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04)
[7]基于文本挖掘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联性研究[J]. 刘艳茹,盛舒涵,郭海彧. 社会保障研究. 2018(04)
[8]从钱庄到小额贷款公司: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持续性[J]. 张博,胡金焱,马驰骋. 经济学(季刊). 2018(04)
[9]非正规金融研究:评述与展望[J]. 钱雪松,陈琳琳,金芳吉.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10]非正规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J]. 聂高辉,邱洋冬. 经济体制改革. 2018(03)
博士论文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湖南大学 2015
本文编号：334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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