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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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上）

孙凤芝 许峰

　　摘要：旅游发展改变了目的地的区域结构，当地社区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旅游的实现，成为决定旅游 产业化速度与质量的重要力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目的地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特征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在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基础上分辨了各种观点和见解，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国外学者主要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同类型社区参与的比较以及治理结构等领域展开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释义、实践意义、经营模式及其存在问题以及多角度理论透析等方面的命题。今后的研究应该避免概念分歧和理解简化，力求研究起点的一致性，并应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和发展演进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整体考察。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展望

　　旅游发展已经成为改变区域结构的重要途径，目的地社区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状态与行为引发了学界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与社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从社区的角度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与社区的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随着民主意识思潮的发展，作为旅游发展的直接承载者，社区居民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主体角色，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视为提升当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对该领域的国内外学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求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

　　1　社区参与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的缘起

　　在西方旅游研究进程中，社区参与理念最初是与旅游规划相对接的，强调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纳入当地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2]；之后，社区参与理论逐渐深入到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各个环节，通过整合旅游地社区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运作，形成了“借助旅游业这一新兴经济模式达到社区全面发展目标而非仅仅经济增长”[3]的理念。受西方旅游早期研究的启示，加之中国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将旅游发展研究的视角转向更为复杂但却实际生动的社区利益群体，并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背景中寻求突破口，力图在发展理念上改变多数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反思。

　　“社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概念，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1年最早提出之后，至今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有百余种定义；而作为一个舶来语，“社区”在国内学界的滥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已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其对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上，学者们从研究阶段划分[4]、研究内容归类[5]、生态旅游社区[6]、乡村旅游社区[7]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文献评述，但多倾向于关注“旅游发展”的“果”而非“社区参与”的“因”。本文则较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采用国际、国内横览的方式来构架文章，通过横向对比，力求分辨出社区参与旅游的各种观点和见解，又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与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

　　2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2.1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Arnstein[8]就指出社区参与的目的是实现权力的再分配，从而使社会能够合理公平地获益并承担成本。Haywood[9]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定义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决策过程，包括当地政府、居民、规划师和专业人员等，而Simmons[10]以加拿大Huron县为例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的三阶段模式，Connell[11]则进一步指出参与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更是通过知识共享和认识自我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发展的过程。基于此，Arnstein[12]、Pretty[13]、Tosun[14]分别对社区参与的类型、程度与进程进行了区分。从根本上来讲，社区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15]，前者是实现社区参与的关键步骤和保障程序，后者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直接原因和主要目的，直到今天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程度、居民生活质量等话题依据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6]。但不同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如Simpson[17]就指出社区参与决策过程对其他旅游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包袱”，并列举中国、泰国、巴西等实例说明发展旅游经济重在使社区获益而非社区参与决策规划过程。

　　2.2 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

　　受到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密切关注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所承受到的复杂影响，Scheyvens[18]在20世纪末较早地引入社区增权概念并从社会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四个维度来评析旅游对社区的影响和结果。相关研究持续到今天，例如Matarrita－Cascante[19]通过对哥斯达黎加不同地区发展旅游的过程和结果的对比调研，发现“广泛参与、开放沟通、社会包容以及居民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对于社区通过旅游业实现全面发展有密切关联；Sebele[20]则深刻剖析了博茨瓦那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和面临的问题，肯定了社区旅游给当地居民做出的贡献，并指出更加深入的社区参与模式和与管理当局的互动能够确保乡村居民获得增权，并有效保护自然资源。

　　旅游发展使边缘化但特色突出的贫穷乡村地区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Holden[21]发现大量的事实却证明经济增长并不总是能够使社区得到全面的发展提升。Haija[22]对约旦旅游经济发展的探究就提供了反面案例，某些当地政府在未征询社区意见的情况下对其未来发展实施强力干预，如村落搬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将社区参与和当地旅游业发展（如规划、资金及劳动力安置等）相隔离，从而引发当地社区在物质资料和自然文化资源方面的价值流失。

　　2.3 不同类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比较研究

　　社区内的人口结构是影响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和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如Kneafsey[23]对法国布列塔尼乡村地区的调研发现，，居民的迁出与移民的迁入是同时发生的，不同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使得所谓“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决策难以达成一致，各种利益群体对社区参与的水平和类型存在很大差异。Tosun[24]对土耳其某社区旅游地的实地调研也验证了这一点，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群体对社区参与的具体要求相互矛盾，对期待的社区参与的水平和类型并不一致。Iorioa和Wall[25]对意大利撒丁岛Mamoiada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他们认为社区居民构成中的地方机构和国际化居民与外部接触较多，是起到重要催化剂作用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启动力量，促进旅游发展取得成功，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土耳其学者Tosun[15]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运作、结构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障碍，如集权式公共管理、协作和法律体系缺乏、社区意识不足以及社区在资金、人力和参与成本上的多方限制，不利于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的旅游发展进程中。加拿大学者Mitchella和Reidb[26]对秘鲁塔基列岛的研究也表明社区与旅游一体化发展必须基于决策制定结构与流程、地方控制与所有权、就业类型与分布以及社区居民本地就业数量等诸多因素，而两者协调发展将惠及旅游地的的多数居民。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研究中都注意了经济发展程度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并大量开展了居民态度与行为的深度调研，强调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对居民利益加强关切。

　　2.4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治理结构研究

　　旅游发展过程也是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相互博弈、竞争合作的过程，其协作体制的治理优化受到学者关注。Joppe[27]指出，与吸引外资、引入第三方管理等专注于外部力量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社区旅游更加强调社区内部的整合发展；同理，Murphy[28]调整了原有对社区参与旅游经济发展研究的地理学视角，采用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将旅游视作社区经营的产品或发展途径，在规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四个层面上整合社区旅游的战略管理流程。

　　Reed[29]对加拿大斯夸米什地区的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从发展政策、分配政策和组织政策三个方面加以解读，最先肯定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关键影响；Briedenhann和Wichens[30]认为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密切合作成为维持旅游经济开发活动的关键因素；Choi和Sirakaya[31]设定了125个指标，从政治、社会、生态、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层面，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进行全面绩效评估。Okazaki[32]将社区参与水平、权力再分配、合作过程和社会资本融合，构建了基于社区旅游的模型，以此来评估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发展阶段和应采取的改进措施，从而推动社区旅游发展。

责任编辑：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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