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重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力测度研究——以黔东南州4个村为例
发布时间：2020-12-17 21:39
农户生计适应性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扶贫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以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郎德上寨、黎平肇兴侗寨和榕江三宝侗寨4个重点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主成分分析和改进熵值法,对贵州省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模式和生计适应力状况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模式主要分为5种,即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兼业旅游型、务工为主型和务农为主型;从比重分析,务农为主型与旅游主导型处于支配地位,旅游专营型居中,兼业旅游型和务工为主型相对滞后.②乡村旅游地农户选择农旅兼营为主;农户生计适应性值处在中等水平,总体表现为一般适应,存在较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③乡村旅游地发展扰动了民族村寨原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区基础设施和现代服务设施建设.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地农户最大化获取旅游产业收益和建设美丽乡村,优化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提供参考.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年07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位及调查村落示意图
通过计算5种农户适应类型的生计适应性均值, 得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全面适应型(3.339 0)、 经济主导型(3.004 0)、 政策缺失型(2.597 0)、 生态缺失型(2.174 6)、 发展滞后型(1.852 0). 仅从适应性值来看, 这5种适应类型的适应水平都处于较低的状态, 最高值仅被判定为比较适应, 在抽样农户中的占比为16.92%, 经济主导型的农户也只是刚刚达到较好适应的最低限度;本次调研中最庞大的农户群体为政策缺失型、 生态缺失型, 其被归类为一般适应, 农户数量占比达45.4%. 不太适应在分布上主要体现为发展滞后型, 该类别农户乡村旅游生计适应能力最低, 但农户群体的数量也最少, 仅占样本量的6.15%. 具体如图2所示.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本次调研的民族村寨在乡村旅游生计适应发展上是以一般适应性为主, 全面适应性、 发展滞后型占比较少, 形成一种典型的“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球”状分布, 究其原因, 贵州省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速度较快, 传统的民族村寨由于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逐渐得到政府开发, 传统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村民开始逐步走上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道路, 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受到乡村旅游的冲击, 经营模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调研的4个典型民族旅游村寨适应性模式主要表现为公司+农户、 政府+公司+农户及私人农家乐等, 旅游专业户、 专职务工户和兼业户的生计策略组合及禀赋优势凸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J]. 何旭,杨海娟,王晓雅. 地理研究. 2019(09)
[2]问卷调查法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应用[J]. 张钦,薛海丽,唐海萍. 统计与决策. 2019(16)
[3]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J]. 李伯华,李嘉玲,窦银娣.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4]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对贫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为例[J]. 蔡晶晶,吴希. 台湾农业探索. 2018(02)
[5]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J]. 吴吉林,周春山,谢文海. 地理科学. 2018(05)
[6]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史玉丁,李建军. 旅游学刊. 2018(02)
[7]旅游对民族社区居民民族认同影响测量及其社区对比[J]. 李瑞,殷红梅,吴殿廷,吴孟珊,覃明龙,贺一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2)
[8]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J]. 吴吉林,刘水良,周春山. 经济地理. 2017(12)
[9]基于农户生计活动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J]. 陈方,阎建忠,李惠莲.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1)
[10]全球变化背景下景观生态适应性特征[J]. 张小飞,彭建,王仰麟,吴文斌,杨鹏,刘焱序,宋治清,薛怡珍. 地理科学进展. 2017(09)
硕士论文
[1]张家界传统村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农户适应性研究[D]. 易俊卿.吉首大学 2016
[2]基于农户调查的旅游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D]. 喻忠磊.西北大学 2012
本文编号：2922760
【文章来源】：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年07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位及调查村落示意图
通过计算5种农户适应类型的生计适应性均值, 得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全面适应型(3.339 0)、 经济主导型(3.004 0)、 政策缺失型(2.597 0)、 生态缺失型(2.174 6)、 发展滞后型(1.852 0). 仅从适应性值来看, 这5种适应类型的适应水平都处于较低的状态, 最高值仅被判定为比较适应, 在抽样农户中的占比为16.92%, 经济主导型的农户也只是刚刚达到较好适应的最低限度;本次调研中最庞大的农户群体为政策缺失型、 生态缺失型, 其被归类为一般适应, 农户数量占比达45.4%. 不太适应在分布上主要体现为发展滞后型, 该类别农户乡村旅游生计适应能力最低, 但农户群体的数量也最少, 仅占样本量的6.15%. 具体如图2所示.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本次调研的民族村寨在乡村旅游生计适应发展上是以一般适应性为主, 全面适应性、 发展滞后型占比较少, 形成一种典型的“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球”状分布, 究其原因, 贵州省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速度较快, 传统的民族村寨由于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逐渐得到政府开发, 传统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村民开始逐步走上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道路, 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受到乡村旅游的冲击, 经营模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调研的4个典型民族旅游村寨适应性模式主要表现为公司+农户、 政府+公司+农户及私人农家乐等, 旅游专业户、 专职务工户和兼业户的生计策略组合及禀赋优势凸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J]. 何旭,杨海娟,王晓雅. 地理研究. 2019(09)
[2]问卷调查法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应用[J]. 张钦,薛海丽,唐海萍. 统计与决策. 2019(16)
[3]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J]. 李伯华,李嘉玲,窦银娣.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4]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对贫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为例[J]. 蔡晶晶,吴希. 台湾农业探索. 2018(02)
[5]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J]. 吴吉林,周春山,谢文海. 地理科学. 2018(05)
[6]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史玉丁,李建军. 旅游学刊. 2018(02)
[7]旅游对民族社区居民民族认同影响测量及其社区对比[J]. 李瑞,殷红梅,吴殿廷,吴孟珊,覃明龙,贺一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2)
[8]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J]. 吴吉林,刘水良,周春山. 经济地理. 2017(12)
[9]基于农户生计活动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J]. 陈方,阎建忠,李惠莲.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1)
[10]全球变化背景下景观生态适应性特征[J]. 张小飞,彭建,王仰麟,吴文斌,杨鹏,刘焱序,宋治清,薛怡珍. 地理科学进展. 2017(09)
硕士论文
[1]张家界传统村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农户适应性研究[D]. 易俊卿.吉首大学 2016
[2]基于农户调查的旅游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D]. 喻忠磊.西北大学 2012
本文编号：292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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