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等

发布时间：2016-09-09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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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周光辉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在中央层次上，中国的决策体制主要由“党”、“政”、“军”、“法”、“民”五个行为主体构成。其中，“党”包括执政党和参政党，“政”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军”主要指中央军事委员会，“法”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民”在狭义上主要指不担任国家公职的民众和社会团体。这五个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核心”和“四种关系”。“一个核心”指中国共产党是决策体制中的核心行为主体，“四种关系”是指党政关系、党军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和党民关系。中国决策体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居于领导地位，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决策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是长期不变的。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从决策机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决策体制的改革呈现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全文约26000字) 论文代写
　　
　　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比较
　　李正华
　　
　　邓小平、陈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对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性质、改革的任务、改革成败的评判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论述。邓小平、陈云都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抓住发展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邓小平、陈云一方面肯定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必须改革。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开办特区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和经济建设发展速度问题。邓小平对开办特区始终持积极态度，陈云对开办特区一直持谨慎态度。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观点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准备；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步伐和速度上，邓小平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创新。陈云重视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邓小平和陈云的改革思想中的大同，主要是由于两人的经历相似、信仰一致决定的；改革思想中的小异，是由两人的性格特点、工作方法和所处的具体职位不同决定的。(摘自《安徽史学》2011年第4期，全文约9000字)

毕业论文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董少林　吴波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结构和关系的研究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重大课题。私营企业主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征，勾勒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格局。原有的工人、农民与干部、知识分子“两阶级、两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两类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对抗性矛盾即敌我矛盾，如广大人民群众同有腐败行为的党政机关官员、有腐败行为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以及不法私营企业主的矛盾；另一种是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些矛盾带有阶级或阶层冲突性质。这要求党和国家始终代表以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关系中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抑制官僚资产者的生成空间。通过以上两方面努力，达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摘自《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全文约10000字)

论文代写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李文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几次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并不断尝试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此为中心开展的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环境。合作化以来在“包”字上做文章对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实践表明，“由于农业是野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所以农业生产要‘包’，不‘包’责任制就建立不起来”。其中，联系产量进行承包效果是最突出的，而这在手工操作的农业生产领域就很容易导向包产到户。表面上看，包产到户很容易被同分田单干联系起来，如此便会触及长期以来思想认识上的一个禁区，因而一再遭到批判和取缔。实质上，正像改革以来的实践那样，如果对包产到户开了口子，就很容易导向包干到户，如此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农村人民公社乃至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毛泽东虽然主导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和调整，但还是为这种权利的下放设定了一个底线。历史地看，包产到户至多还只是对旧体制的改良，包干到户则具有革命性质，而革命显然是与此前的改良分不开的。(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全文约12000字) 代写论文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的两大趋势
　　沈崇麟
　　
　　父系夫权制度家庭是单系偏向(丈夫)的家庭，家庭的建立、延续、家庭事务和亲属往来都以男性家庭成员为轴心。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单系偏向的家庭制度正在逐渐被双系并重的新型家庭制度所替代。根据对北京市、河北省易县和江苏省太仓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两大趋势：婚后居处从夫居转向从愿居、从夫方单系转向夫妻双系。从三地调查看，住男家已不是婚姻当事人对婚后居处的唯一选择。婚姻当事人在婚后居处的选择上，呈自立门户、住男家和住女家三花齐放的态势。当今的中国社会，婚后的实际居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婚姻当事人的一种主动选择，是婚姻当事人根据自身和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种策略化选择。之前，夫方父系的主干家庭是中国社会中家庭结构的基本模式；而当今这种情况正在变化。据三地调查数据显示，与丈夫的父母同住的比例都高于与妻子的父母同住的比例，但调查对象家庭与妻子父母同住的人数都达到了相当的比例，在主干家庭中有1／3左右的是妻系主干家庭。可看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传统的夫方单系的主干家庭，已转变为今天夫妻双系的主干家庭。(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6日，第12版，全文约1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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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国家安全观的嬗变与新中国军事外交
　　杨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改革开放前，受传统安全观影响，中国军事外交的局限性表现在：对象较为有限；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军事援助的计划性不强；军事安全环境始终不容乐观；展示军队形象的窗口较为有限。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确定了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战略与“绝不论文联盟当头，永不称霸”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末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因此，中国首次提出要摒弃带有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树立新型安全观。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正式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同年4月23日，江泽民主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基本主张。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加深了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中国军事外交也不断丰富着新安全观的内涵：新安全观是国家开展军事外交的价值遵循；军事外交是践行中国新安全观的重要抓手，，又是丰富新安全观内涵的体现。(摘自《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全文约7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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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1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