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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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亦乐府也。汉魏古诗，“皆以比兴为乐府、琴操也。”但中国古代以五、七言为代表的“古体诗”这种“音乐文学”的发展方向，却因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转向了依文字声韵的配合而求声调和谐的声律学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体诗”。《新唐书 宋之问传》曰：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这里的所谓“诗律”，应不再限于先秦两汉诗歌的节奏和音韵，而应该有新的涵义，，即发韧于魏晋、兴盛于齐梁的声律论。《南齐书 文学传论》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论之，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所言皆只是作诗时遣辞造句上的特色，而不及语句文字上平仄声韵之规律。及沈约《宋书 谢灵运传论》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南史 陆厥传》曰：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这种“永明体”采用的“四声八病”规则，沈约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南史 沈约传》）庾肩吾称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史 庾肩吾传》）这些都指明了此种诗体与原有诗体的根本区别。那么，沈约等人怎么会想到诗歌中运用“四声八病”的规则，而创造“永明体”这种“近体诗”呢？

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学者对于“四声”是否属于齐梁沈约等人的“发明”，尚无一致看法。如陈寅恪以为“四声”是直接受了佛经转读的影响，饶宗颐则溯源于《悉昙》的传播。但对于“四声”的发现应与佛教“声明学”的传入中土有关，则是一致肯定的。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一文曰：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计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为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

饶宗颐先生的《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一文则认为：“转经唱咏之宫商，与诗律调协之宫商”殊途。“永明新变之体，以四声入韵，正纽旁纽之理，启发于①①②③ 冯班：《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清诗话本》。

魏源：《诗比兴笺序》。陈沆撰，《诗比兴笺》，第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8—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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