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抄稿的意义——从手稿看鲁迅《集外集》各版本的编校
【部分图文】:
新诗《人与时》
鲁迅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编辑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指出:“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对于初刊本与作者修改本何者更能体现作者意图,何者更加权威的问题,编辑者(包括作者自己)也常常难以决定。以往编者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作者的最终意图,确定一个权威的版本。不过近年来研究者(特别是版本研究者和手稿研究者)对于“定本”提出了更多的质疑,更倾向于认为“文学是一个过程”。已故瑞士汉学家冯铁在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有很清晰的论述:法国和德国手稿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新进展称为法国派和德国派。法国派代表人物是BelleminNoel和Louis Hay,他们的核心观点在中国有两种翻译,一种叫“谱系校勘学”,另一种叫“文本生成学”。他们认为手稿研究的重心是表现作家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创作的效果,反对在编纂过程中形成所谓“定本”,特别是还在世的作家,因为作者还活着,作家还可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再次改写。“文本生成学”(或叫做“谱系校勘学”,后同)的目的,就是把文本变动的过程描述清楚,过程比效果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文本生成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将手稿视为作者创作过程独立性的证据,因此手稿前后变动的过程———时间维度———非常重要,手稿呈现的空间情况,如修改文字在手稿中的具体位置、手稿使用的材料、书法特征等等,也非常具有意义。所以,研究手稿,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都十分重要,而且应该分得清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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