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学教育的内涵演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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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国学教育的内涵演变探析

发布日期： 2014-07-02 发布：  

  2013年第5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理清国学、国学教育两概念的内涵，是对国学、国学教育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条件。学术界对国学、国学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有共识。国学与国学教育的内涵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当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同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教育主要指以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为主要教育材料，旨在培养新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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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国学 国学教育
　　理清国学、国学教育两概念的内涵，是对国学、国学教育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条件，然而对于这两个概念，我国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见仁见智。国学、国学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在国学与国学教育兴起的今天，它们又分别具有什么独特的内涵？本文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以期能明了这两个概念的发展历程。
　　一、国学
　　要弄清什么是国学教育，必须对“国学”概念有全面的认识。
　　“我国古代，对学术文化从来没有‘国学’的称谓。到了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了极大的进展，西方的学术文化大量地传入我国，为了区别外来的学术文化和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人们把前者称为‘泰西之学’、‘西学’或‘新学’，而把后者称为‘中学’或‘旧学’。”{1}从现有的手头资料看，“国学”这一名称，大概出现于清末。1902年秋，梁启超曾就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和黄遵宪商量，并邀请黄遵宪与他“分任其事”{2}。1904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3}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了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4}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
　　清末较早提倡国学的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他们认为汉代以来的儒学是“君学”而非“国学”，强调“君学”与“国学”的对立。1911年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以刘师培、黄侃等为代表的民初国学提倡者认为，“国学”即“国粹”，“国学”就是“孔学”，并且断言“今日兴国之道，必自立学始；立学之道，必自复古始”。{5}一步步由提倡国学导出尊孔复古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提倡保存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主要可分为保守派和继承派。保守派以章太炎等为代表，他们将传统的“经史典籍”视为“国故”，并力图从故纸堆里搜寻“国粹”，以宣扬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继承派以胡适等为代表，他们将整理“国故”视为“再造文明”的必要准备，认为“国学”是研究“国故”的学问。
　　由上可知，“国学”是一个共通性的概念，它并非特指某专门学科，而且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国学”的界定众说纷纭，未有共识。
　　据《辞源》解释，“国学”指国家设立的学校。{6}《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对“国学”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study of Chinese culture；Chinese national culture；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philosophy， history， archaeology，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二是指古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imperial college in ancient China， e.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Directorate of Education）。{7}
　　此外，我国学术界对“国学”概念还有以下一些有代表性的解释：
　　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以此国学的名词，为概括的，共通的，非特指某专门学问也。国学可以分为哲理类、礼教类、史地类、语言文字类、文章类、艺术类。{8}
　　“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称，乃是相应环绕人生之诸问题以探讨其原理、原则并寻求解决之方术，就止探求而得之原理、原则以及解决之方术，所成就之理论系统称为“学术”。止一属于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简称为国学。而国学一名的异称有：中学、国粹、国故、国故学、古学、旧学、东方文化、文学、汉学等。 {9}
　　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10}
　　国学之本体是经史而非神话，经典诸子而非宗教，历史而非小说传奇；可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个部分。{11}
　　国学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12}在广义上，国学是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传统文化体系；在狭义上，国学是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及其价值取向。{13}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国学”。{14}
　　由日本思想史移借而来的近代中国的国学观念，很自然地用来指代近代中国形成的一套继承清代汉学而立足于近代教育制度的、以本国传统文化（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等）为对象的实证性的学问体系。{15}
　　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16}
　　“国学”相对于“旧学”指“新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解释，“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等等。{17} 　　以上对“国学”的种种阐释大至可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或组成部分；另一种则倾向认为“国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笔者以为取“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定义较为合理。因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问通常称为“国故学”而非“国学”。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第一次将“国故学”的内涵阐释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18}。从日本引进的“国学”概念，是指对日本的古典文献进行研究的学问，这基本上与我国的“国故学”这一概念的内涵相一致。
　　二、国学教育
　　现今关于“国学教育”概念的具有代表性的界定为：
　　国学教育即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19}
　　国学教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20}
　　国学教育是以国学为核心内容的，旨在传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学术传统，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教育。{21}
　　以上“国学教育”中的“国学”正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内涵相符。因而本文将“国学教育”理解为以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旨在培养新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学术界基本认同“国学教育”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核心教育内容，但对于“国学教育”具体应涵盖哪些传统学术文化，学者们意见不一。在此，笔者想通过顺次考察不同时期“国学教育”内容的变化情况，以期明了历史上“国学教育”的一致性内容。
　　郑航在《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一书中指出，“自孔子整理‘六经’、开斋授业肇始，经学便和古代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经学课程更是位至独尊。在汉代以后各朝的官学、私学课程设置中，《论语》《孝经》一直是两门必修课程。同时，各朝因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课程设置上又略有侧重：汉魏以‘五经’为主；唐宋扩大经学设置门类乃至确立‘十三经’，但大体仍以‘五经’为主；明清科举、经学和官制的三位一体，更使‘四书’‘五经’独占鳌头。”{22}
　　鸦片战争中大炮与长矛的较量震慑了唯我独尊的大清帝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体系与儒家纲常名教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与冲击。随着西学传播的日趋深广及人们对其态度、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结构体系备受质疑。国学不再是新式学堂教育内容体系的唯一选择，它在教育内容体系中的删减趋势日益明显。据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显示，其中规定设置的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仅有修身科和读经讲经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修身科摘讲朱子的《小学》、刘忠介的《人谱》及各种养蒙图书，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高等小学堂修身科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普通中学堂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以教为吏胥者），读有益风化之诗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学习《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及《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学习《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节本；普通中学堂读经讲经科学习《春秋左传》《周礼》节训本。{23}
　　可见，修身科主要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教育内容，让学生学习并遵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读经讲经科则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教育材料。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学教育更是几经兴衰、风云变幻。1912年1月19日，新成立的教育部在其颁发的第一个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在教育部随后颁布的《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中，明令中小学读经科同时取消。此时的中小学课程中，国学内容主要在修身科中有所体现，但其日渐式微。尽管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国学教育也曾以“尊孔读经”的变体形式复辟，但其短暂的重现并没有给国学教育江河日下的命运带来任何改观。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随“壬戌学制”而来的是上海会议制定的《小学校及初级中学课程纲要》。其中，《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开设的课程为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前四年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科学）、自然、园艺（前四年园艺合并到自然科中）、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和体育。《新学制初级中学课程纲要》规定，初级中学课程设为六科，分别是社会（含公民、历史、地理）、语文（含国语、外国语）、算术、自然、艺术（含图画、手工、音乐）、体育（含生理卫生、体育）。可见，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新颁布的《小学校及初级中学课程纲要》中，取缔了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
　　民国初期针对国学的教育改革，使一部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文化名流，由担心到逐渐采取行动以挽救国学。其典型表现为，北京大学于1922年在筹设的研究所中开辟了国学门，清华学校等国立大学于1925年创建研究院国学门。另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相继设立研究国学的专门机构。
　　1932年12月，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了由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撰写的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书极力主张中国教育应构筑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为一文化久长之国家，如一个国家而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重大的祸害。”此后，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国学教育运动。例如，蒋介石于1934年在江西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四维八德”等教育内容再次粉墨登场；1935年4月，湖南省主席何健通令全省中小学实行读经，并派省政府委员曹典球编著读经教材；1935年5月6日，广东明德社开办“学术研究班”，轮训第一集团军政人员，以《孝经》、“四书”、“群经大义”、“宋明理学”为研究科目。{24}同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也提出了“读经”的详细方案，“不过唐氏方案，除引孙中山民族主义为依据和依照现行学制两点显得‘新’以外，与旧时蒙学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拿《孝经》为小学生的起首读物，实际也正是广东‘读经’实践的做法。”{25}可见，在这一轮的国学教育运动中，儒家的“四书”“五经”仍然是作为国学教育的主要教育内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教育遭受严重干扰，国学教育无所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形势渐趋稳定，但国学教育没有受到重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学被当做“封、资、修”批判，国学教育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国学教育伴随“国学热”又一次闪亮登场。一些中小学开始提倡“讲经典”、“读经典”，还有学校以国学教育作为校本课程进行开发，以显示办学特色。在这再次兴起的国学教育热中，实行国学教育的学校在选用教育材料时，虽然也适当选取了道家、墨家等各派经典著作，但“四书”“五经”仍是国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上国学教育的历程，见证了国学教育主要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国学原本涵盖包括儒家思想学说在内的浩瀚的学术著作，国学教育也应以这浩瀚的学术著作为教育材料，然而实践中的国学教育却成了仅以儒家学术著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它实质上是将国学的内涵与外延窄化了。笔者以为，国学教育是指以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著作为主要教育材料，旨在培养新一代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国学教育中的“教育”一词，其内涵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一词的内涵相近，在某种程度上即指“教学”。而当前报章上讲“国学教学”时，多用“国学教育”这一提法。
　　{1}{5} 尚钊：《砖头？粮食？――国学命运刍议》，《美与时代》2003年第12期。
　　{2}{17}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3页。
　　{3} 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1904年3月31日。
　　{4} 邓实：《国学保存会简章》，《国学粹报》第2年第1号，1906年12月13日。
　　{6}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12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2002年版，第419页。
　　{8}{10} 胡道静：《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第45―48页，第161―163页。
　　{9} 朱维焕：《国学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 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页。
　　{12}{21} 毕天璋：《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13} 阎虹珏：《“国学热”现象剖析》，《学术界》1999年第1期。
　　{14} 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95页。
　　{15}{16} 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8}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19} 康伯春：《国学教育与素质教育》，《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0} 李迎春：《论国学教育的文化向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22}{23} 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
　　{24} 熊贤君：《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及价值解读》，《教育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5} 尤小立：《“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珠海市社科“十二五”2012年度社科规划课题（立项编号：201229）系列成果
　　作 者：王红艳，教育学硕士，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职英语教学/教育学原理。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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