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问题分析——基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考察

发布时间：2021-03-29 02:48

　　社会流动是评判职业教育制度效率的重要外在标准,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的制度设计是其中重要一环。"入口"的选拔标准、教育过程中的课程安排及"出口"的流向构成制度设计的核心符码,家庭资本和代际传承隐在其后。中华职业学校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践上的探索,秉持"在一个地方试验一种职业教育"理念,以培养工商界中级人才为宗旨,招收江浙一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高小毕业生,课程以职业性内容为主,学生毕业后多服务于上海工商业。这一培养模式为全国各地所仿效,进一步固化了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角色,并作为一种文化惯习深刻影响到当今职业教育"入口"及"出口"的制度设计。 

【文章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2020,41(16)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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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文】：

中华职业学校学生籍贯分布图（1919、1933年）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职业教育等同于“饭桶教育”的声音，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郭步陶曾宣称，教育的“职业化”是中国两大害的其中之一害，“有职业化的好名词，而中国无教育……非真无教育也，‘职业化’三字的紧箍咒帽子戴在教育家的头上，他的教育都变成了饭桶教育了。”[8]这一说法虽不悦耳，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选择职业教育的确出于解决子女个人与家庭生计问题的实际考虑，带有强烈的家庭资本烙印。通过家庭背景及职业统计可以直观印证，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父母职业分布虽广泛，遍及士农工商各个领域，但就所占总比率来看，小商人家庭占据一半以上，其次务农、务工、任教家庭较多，总体而言大多来自社会中下阶层，见图2。受到“实业救国”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上海世界商埠的定位，使得江浙地区的家长比内地区域更加服膺“学得一技之长”。据该校1943届土木科毕业生陈某回忆，其一家五兄妹皆就读过中华职业学校。其父为开旅馆的小商人，“家父天隐公出自书香门第，年轻时曾执教于上海万竹小学，中年随大伯经营旅馆业，在上海九江路福建路口开设源源旅馆，可惜英年早逝，年仅57岁。老人家生前坚持儿女成长，必须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始可立足于社会，故每一孩子小学毕业后即送进中华职业学校就读。……我1938年夏天小学毕业，父亲同我商量升学的事情。记得同时有一所苏民职业学校也在招生，但我们仍然决定报考我两个哥哥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并得录取。”[9]早年的华罗庚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进入该校学习，“1925年夏，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他在金坛中学的初中学业。由于父亲杂货铺的生意日见凋落，入不敷出，使得他无法升入高中。当时，恰好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设立的中华职业学校招生，学校设有一个会计专业。华罗庚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决定让儿子进这所学校，原因是上中华职业学校既可以省去一些学杂费，又能学到一些会计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可以帮助他管理店铺，或谋个小职员之类的职务。”[10]翻检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个人回忆，其家庭背景凸显出来，与其个人经历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反映出职业教育在近代民众脑海中所具有的使人“凭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的朴素力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教育考述[J]. 常国良.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6(08)
[2]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J]. 柳燕.  职业技术教育. 2015(22)
[3]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J]. 王炳照.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01)
[4]民国初年中华职业学校遭遇挫折的原因探析[J]. 张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04)
[5]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 李路路.  中国社会科学. 2002(06)



本文编号：3106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