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

发布时间：2020-11-09 03:2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过密化”的农业中释放出来,进入到城市,通过非农就业的形式获得了比传统农业经营更多的收入回报。这种“城镇化刺激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加速城镇化”的循环模式在深刻影响城市和农村的同时,也对城郊农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城镇化的外围扩张导致城郊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拉力也迫使城郊农民脱离农业生产,面临生计行为的重新配置。可见,城镇化引致的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微观行为进行了重新配置,并进一步影响其收入水平和结构。面对转型时期快速变化的形势,本文试图回答: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三者的关系问题,本文运用了农户生产行为理论、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二元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并试图将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城郊农民收入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考察土地征用与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及机制,并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相关命题。在此基础之上,论文利用CFPS2010、2014和CHNS数据,综合运用交互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角度实证验证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遵循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同时两者的非农就业行为和土地征用频率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郊农民,但只有通过与远郊农民的对比,才能发现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郊农民还是远郊农民,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呈现快速增长,两者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但两者之间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从收入水平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显著高于远郊农民;从收入结构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远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类型不同,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其本地非农就业率为64.32%,远郊农民本地非农就业率刚过50%,这说明城郊农民更倾向于本地非农就业、远郊农民更倾向于异地非农就业。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土地征用(承包地征用和宅基地征用)频率较高,城郊农民能够获得征地补偿收入和租金收入。(2)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具体来说,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是否参与非农就业,受到征地强度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农就业机会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征地强度,征地强度越大,农户将倾向于非农就业;二是供给因素,家庭中老年人比例越高、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较差、家庭越贫困,即使土地被征用,农户由于丧夫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他们也很难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三是需求因素,本地非农产业越发达,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其收入增长效应也更明显,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其收入增长效应变得不显著。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呈现出正向显著效应,即征地补偿金越多,城郊农民收入增加越明显。因此,虽然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显著高于未征地农户,但土地征用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收入,显然大多数的被征地农户获得的补偿收入并不高,也并不能持续增加农户收入。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土地征用并不能带来城郊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土地征用会显著增加城郊农民家庭收入。(3)征地补偿过高时,存在城郊农民离开非农就业市场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很多城郊农民能够获取租金收入。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而这一观点正解释了我国当前的一种现象:当承包地的征地补偿金较高时,很多城郊农户离开了就业市场。对于城郊农民来说,他们将很难再返回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这是因为农业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因此,我们试图从城郊农民的租赁经济中寻找答案,我们发现租赁经济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很多城郊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既包括城郊农户私人租赁经济,也包括城郊村集体租赁经济。租赁收入主要表现为:对于宅基地征用后的城郊农民来说,虽然他们不能再获得租赁收入,但如果他们在与村集体的博弈中还保留有村集体成员的身份,则他们还能够获得集体收入;对于未宅基地征用的城郊农民来说,城郊农民的租房决策及租金收入将会受到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多种供求因素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消除样本偏差后,即控制了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后,我们发现,城郊农户的房屋出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4)土地征用后被征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显著低于非征地农户,非农就业也会显著负向影响城郊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农业经营性收入角度看,农业生产性投资是土地征用影响农业经营收入的完全中介变量,土地征用导致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征地农民比未征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下降85.5%),农业生产性投资也导致城郊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下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会导致经营收入下降102.3%。(5)我国城郊农民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在于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而这种极化的影响因素则在于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同。通过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经验观察表明,我国城郊农民收入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布中50%-10%分位数差导致的,即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而收入分布中90%-50%分位数差呈下降趋势,说明高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在逐渐下降。城郊农民收入极化主要在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Shapley值分解表明,非农就业和土地征用是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主要因素,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正在加剧城郊农民的收入极化,而土地征用对收入极化的作用正在下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主要有:提高征地补偿较低人群的非农就业水平;鼓励有房屋等财产保障的农户发展租赁经济,为“租售同权”提供经验;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配置城郊农民的土地资源,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金标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把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产统一纳入到农户微观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内,去深入分析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通过城镇化诱因推导出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另一方面也拓展了非农就业与收入相关主题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较为新颖。(2)本文的研究中,对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进行了充分阐释,已有研究基本停留在土地或非农就业对收入研究的直接效应层面,鲜有研究将背后的间接效应梳理出来。本文从收入结构视角,分别探讨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土地租金、农业投资等变量是重要的传导变量,从而使得研究大大深入。(3)为了支撑研究主题,使研究的思路能够跃然纸上,本文运用到了大量实证方法。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学术研究的开展也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在第5章承包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一章,会运用线性交互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在异质性分析中,会运用到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进行剖析;第6章宅基地征用和租赁经济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一章,会运用到PSM模型;在第7章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析一章,会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4)本文的研究得到三个新发现:第一,通过分析发现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路径与远郊农民迥异,城郊农民主要受到土地征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土地增值影响,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远郊农民由于不能享受土地红利,只能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经营为生,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也存在差异,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而远郊农民异地非农就业的比例更大。可见,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民也产生了分化,城郊农民和远郊农民遵循着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从而使农民收入研究更为细化。第二,已有研究都得出土地征用会减少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有研究得出土地征用会增加农户收入水平,本文运用CFPS2010、2014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征用是否增加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因此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能一概而论。第三,本文还发现当征地补偿金过高时会存在农户离开就业市场的现象,即征地补偿金会负向影响城郊农民非农就业。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城郊农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产业发展、房屋质量很因素后,发展租赁经济可以明显增加收入。
【学位单位】：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7
【中图分类】：F321.1;F323.6;F249.2
【部分图文】：

第 3 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的分析框架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同时城市发展也有人口作为载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快速发展，就是伴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为条件的。图 3-2 报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历年城镇化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到 2016 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7.35%，按照诺瑟姆（1979）关于城镇化历程描述的诺瑟姆曲线分析，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城镇化快速上升阶段，难怪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家斯蒂格利茨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发展是 21 纪全球两件大事。可以说，人口的流动和集聚促进了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两千多年的传统小农经营、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农民无自由的迁徙权，种种因素都导致农民很难融入城市。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政策的转变，使农民在长期的禁锢中被释放。按照世界平均城市化率和平均工业化率的标准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潜力依然巨大。只有当城乡居民收入趋同的时候，农民迁徙行为才会结束。

图 3-3 2001-2014 年我国国有土地出让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土地征收与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不无关系，中央集中了财政收入，但未有效地匹配转移支付制度，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困难。不过令地方政府欣慰的是中央不再集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从而土地出让金可以全部归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预算外收入，其收支明细不像预算内收入那样严格细分，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获取城郊农民的土地，以便获取土地利润。图 3-3 报告了我国 2001-2014 年间国有土地出让情况①。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出让面积，还是土地出让金，都呈大幅增加的态势，在 2001 年，土地出让面积为9.04 万公顷，出让价款为 1295.89 亿元，到 2014 年，土地出让面积和出让价款分别为 27.73万公顷、34377.37 亿元，年均上涨幅度分别为 9%、28.68%。据统计，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35-50%（陶然、徐志刚，2005）。既然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但很多地方政府钻了预算外收入的空子，与开发商勾结，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土地、以较高的价格在土地市场上出售，严重侵犯城郊农民的利益。按照陶然等学者的调查，土地出让金的分配大致是地方政府占 20-30%，开发商占 40-50%，村集体占 25-30%，土地使用者农民仅占到 5-10%。由此可见，政府和开发商占据了土地出让金的大部分（涂名，2004）。

图 5-3 不同村庄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户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估计察了非农就业机会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的因素对征地后城郊农进一步用回归模型估计供给和需求因素对征地后城郊农户非农βZDQDγXVλP1iijjkk 因变量 Off -farm表示被征地农户非农就业率，同时为了结果征地后家庭中是否有人参与非农就业；自变量ZDQD 表示征地郊农户家庭所有农地面积的比值。iX 表示影响非农就业的供给庭老年人口比重、家庭贫困情况、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家数等；jV 表示影响非农就业的需求层面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庄人均非农产值、本村庄是否少数民族聚居区两个因素；kP 表1 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5-1 征地后城郊农民非农就业供给与需求层面变量的统计描述

本文编号：287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