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
本文关键词：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分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
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
摘要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过程表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提升投保意愿有助于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建设。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武汉、大连、江苏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经验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条件的附加性，体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规则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与政策差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或存在倍数关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取决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等因素。基于二值选择和排序数据模型，本文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等方面对浙江省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强；防范意识越强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而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深化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企业的异质性，即把握企业环境风险程度、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加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同时还需密切关注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的变化以及执法效率的地区和企业差异。
关键词 异质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084-07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市场手段，能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环境风险的规避并提高社会效率[1-2]。国外实践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迅速发展能够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3]。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北部地区陆续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如大连、沈阳、长春等地[4]。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进一步深化，更多城市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武汉市于2008年9月安排200万资金作为政府引导资金，为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按保费的50%进行补贴，该市尝试通过政府补贴方式来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江苏省率先通过共保方式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过程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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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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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平安、太平洋和永安四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承保2008-2009年度江苏省船舶污染责任保险；长沙市于2009年8月发布了《环境风险企业管理若干规定》，要求高风险企业必须购买保险，必须定期编制环境风险报告，该试点强调通过风险评估方式来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5]；大连市提出了构建基于第三方服务体系建设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6]。从各城市试点来看，它们都在探索自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进方式与模式，包括基于风险评估方式的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基于共同保险方式的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基于政府补贴方式的自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和基于第三方服务体系建设方式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7]。
在各地市“自下而上”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国家层面上也不断地推出相关措施以匹配各地区的相关试点。2007年12月4日，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2008年11月10日环保部与保监会召开了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并启动江苏、湖北、湖南、河南、重庆、沈阳、深圳、宁波、苏州等省市的全面试点工作。2013年2月21日，环境保护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在涉重金属企业和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明确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
“自下而上”的城市试点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尝试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重点开始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供给侧逐步转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求侧。这一转变意味着从试点初期关注“政府提供怎么样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转变为后期关注“企业需求怎么样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体现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强制投保模式向自愿投保模式转变，也表明我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领域市场化治理水平在不断地提升。一方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需求侧的分析包括：风险意识不高[8]；保险费率偏高又会导致企业成本偏重[9-10]等。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不强也有供给方的因素，如缺乏相应的责任认定机制和赔偿标准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够[11]。总之，此类研究一般均从概念、机制、模式等层面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理论分析，缺乏从案例分析层面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从特殊到一般”地归纳演绎；同时，此类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区域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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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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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征进行研究，甚少从微观企业层面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计量分析。
因此，本文的框架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探讨与命题提出，即基于试点案例的研究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是若干命题的求证，基于浙江省重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案例和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对若干命题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1 理论探讨与命题提出
1.1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的附加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包括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自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混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12-13]。根据《保险法》规定的“投保自愿、参保自由”原则，一般险种投保人可以自愿投保和自由参保，因此自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种取向、一种趋势。然而，在试点阶段，由于需求时滞，仅靠“自愿投保”很难较快形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如果投保人数量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么根据“大数定律”保险人所面对的风险也就过大。因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供给需要强调需求侧管理。从国内试点来看，政府往往选择在一些工业园区，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企业推进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这说明，一些在工业园区之外的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只能通过自愿的方式参与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之中。正如二元特征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两条路径：一是强制保险，二是商业保险，即自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14]。试点地区的行业条件（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区域条件（工业园区）和政策条件（试点政策）表明自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其存在的市场空间，也从供给侧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的需求因素。各地区的附加条件整理如表1。表1明确了各试点地区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的突破口，要么以相应区域重点城市的工业园区为突破口，要么以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或环境风险高的企业为突破口，要么以区域和行业的组合条件为突破口。这些试点均是从供给侧考查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规则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与政策差异。
1.2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
在诸多相似险种的研究中，保险价格被作为对相关险种需求的关键影响因素[15]。在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当保险费率相同时，收入水平往往被作为价格或成本的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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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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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以农业保险为例，Lawas指出通过政府实施补贴方式转变投保人的收入可以鼓励低风险的生产者参保，并提高农业保险投保意愿[19]。袁春兰、李磊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和保险收益可以降低保险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增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20]。
从全国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在2.2%-8%区间不等，浙江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总体费率水平约为1.17%，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不同地区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显著，如表2所示。表2是浙江省各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宁波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总体费率大约制约在1.12%，略低于浙江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总体费率水平。嘉兴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总体费率制约在4.5‰，这与一般保障型险种维持在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的费率基本一致。此外，台州市的费率是1.62%，金华市的费率是2.92%。由此可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费率在试点区域内存在显著差异。与此同时，从行业和企业角度来看，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也不同。浙江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它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它于2011年1月18日买入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为3.2%；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纺织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它属于纺织业，它于2011年11月10日买入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为7.53%。由此可见，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显著，甚至存在倍数关系。
2 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2.1 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
为了加快浙江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设，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向55家重点企业发放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查问卷》，共回收55份，其中有效问卷54份。在被调查企业中，有16家企业属于化工行业、4家企业属于印染行业、2家企业属于制革行业、1家企业属于铅蓄电池行业，其它33家企业则对应环保、医药、电力等行业，被调查企业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相关的重要行业。问卷涉及企业面对的环境风险情况、企业风险防范水平、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了解情况、企业是否购买过环境污染责任风险保险、企业是否需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愿购买该保险的理由等。
（1）投保意愿（Willingness to Insure， WTI）。
基于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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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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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被调查企业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已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
第二类：尚未购买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认为有必要购买该保险的企业。
第三类：尚未购买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且认为不需要购买该保险的企业。
还有一类企业是尚未购买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会根据保险条款和费率综合考虑是否愿意购买该保险。这一类企业较为复杂，又可以分为两类：记为第四类和第五类。
第四类：这些企业会视条件决定是否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它们自己不能承担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又没有购买类似安全责任保险的企业。
第五类：这些企业会视条件决定是否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它们自己认为自己能承担环境污染责任风险，或者已经购买类似安全责任保险的企业。
在这五大类企业中，第一类、第二类、第四类的企业可以被认为具有投保意愿，第三类、第五类的企业则不具有投保意愿，由此有对WTI1的界定。当WTI1=1时，企业具有投保意愿，对应第一、二、四类企业；当WTI1=0时，企业没有投保意愿，对应第三、五类企业。当进一步细分五类企业并根据五类企业投保意愿的强弱对上述五类企业进行有序赋值时，此时有对WTI2的界定，该界定表明赋值越大的企业越具有投保意愿。具体来说，第一类企业取5，第二类企业取4，第四类企业取3，第五类企业取2，第三类企业取1。
根据WTI1的定义，基于54份有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查》问卷，愿意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有34家，占总被调查企业的63%。据统计，绍兴、宁波、杭州具有投保意愿企业数量比较多，分别为8个、7个、6个；其次为嘉兴5个，台州4个，湖州、金华、丽水、温州分别只有1个，衢州、舟山数量为0。图1是各个地级市有投保意愿的企业数量和被调查企业数量的散点图。当WQ表示某市愿意购买该保险的企业数量，CQ表示某市被调查企业数量时，图1表示的是各个地级市被调查的企业数量和有购买意愿的企业数量，金华、湖州、温州三市的WQ都是1，CQ都是2，在图1中表现为同一点。从散点图来看，大部分城市具有投保意愿的企业占总企业的比重约为57.3%。同时，方差检验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投保意愿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命题1得证。（2）异质性变量设定。
环境风险（Environmental risk， ER）：企业面对的环境风险个数。被调查企业面对多种不同的环境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类型，是否高风险行业；设施设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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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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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待完善；厂区周围敏感点是否较多；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是否不够高等。如果企业认为它所面对的环境风险的个数越多，那么可以认为该企业所面对的环境风险越高。
防范意识（Environmental Ideology， EI）：根据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水平来设定企业的防范意识。一般而言，企业自认为防范水平较高意味着该企业比较注重环境保护，该企业的环境防范意识也较强。当防范意识较高时，EI=1；当防范意识一般或者较低时，EI=0。
环境知识（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K）：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了解水平。根据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了解水平；当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本了解或者非常了解时，EK=1；当企业没听说过或者仅仅听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EK=0。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环境风险的企业具有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在二值选择模型中，环境风险对投保意愿的贡献约为64%-67%，这说明企业环境风险种类增加1种，企业将增加64%-67%的概率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排序数据模型中，环境风险的作用区间变得更宽，为57%-68%，但依然正向显著地作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命题2得证。
另外两种异质性指标——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在二值选择模型中并不显著，但在排序数据模型中变得显著。由LL指标可以看出，增加变量能够更好地改善模型的拟合结果，在三个模型中，排序数据模型的LL值最小，这表明该模型最优。在该模型中，环境防范意识和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了解程度均正向作用于投保意愿。这表明防范意识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越了解的企业也越有可能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命题3和命题4成立。对比相应回归系数，表4表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相当，约为60%-70%。
此外，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模型1中的AIC和BIC值最小，分别为70.9和94.9。当逐步增加变量时，这两个指标的数值增加，模型3中分别为73.5和81.4，模型5中分别为153.9和167.8。基于AIC和BIC最小化的原则，回归方程中遗漏变量理由并不突出。同时，为了考虑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变化及环境执法效率对企业投保意愿的影响，鉴于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尝试使用微观企业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企业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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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进行制约，即城市虚拟变量City。
当制约City变量后，三类异质性指标依然正向显著。由此可见，该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与此同时，大部分City变量并不显著，这说明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尚未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产生影响。伴随着试点的深化，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或可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变量。
3 结 论
基于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地区的试点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条件的附加性；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
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取决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水平。研究表明，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其因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制度的附加性；与此同时，本文根据浙江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调查问卷》，基于二值选择和排序数据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强；防范意识越强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同时，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尚未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产生影响；伴随着试点的深化，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或可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变量。总之，企业的异质性对于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至关重要，在进一步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企业的异质性，即把握企业环境风险程度、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加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因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可因地区而异、可因试点而异，但应十分注意通过分析企业的异质性来培育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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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PLI）， it is shown that it’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to insure（WTI） from the combined angel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late period of 20th century， the PLI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The regions like Wuhan， Dalian， Jiangsu and so on tried to carry out PLI. The experience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could be expressed as the supply side of WTI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ules of PLI in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es and policies； the different fees between regions and among firms are the core concern of the demand side of WTI and the rat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TI. The willingness to insure PLI depends on environmental risk， preservation and knowledge， the impacts of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probit and ordered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d the WTI of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variables of environm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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