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产业转型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从仅注重引进外资到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已发生变动，资本越来越丰腴，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受到东亚国家的挑战伴随着2008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国内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国内传统发展方式面临挑战，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将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也即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结合研究，搭建两者关系的是要素禀赋。要素禀赋不仅是国际投资产生的原因，国际投资的发展也能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动。因此，通过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有益的引导要素禀赋的变动，从而才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石。

关键词  国际投资的合作  产业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引进外资和资本输出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资本输入国和全球最强劲的发展中资本输出国。面临着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经历着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以至现行全球经济的疲软，国际投资面临着严峻的外围环境，从而急需变革国际投资的发展方式来应对之，让我们不得不从新思考国际投资的发展和理念更新。在《新时期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的战略推进》报告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引进来”、“走出去”理念已急需升级，更强调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国际语境中通行的表达，将两者合并称为“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思考中国国际投资的引进和走出，具有另一番理论意义和更好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价值。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我们知道产业转型的基石是要素禀赋，由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国际投资的发展与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一个强调的是外部因素，一个强调的是内部因素。若将两者结合思考，便得相辅相成之效。因此，对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的研究与产业转型结合起来，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也更具有价值和持续性。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研究服务于产业转型的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之路。

一、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思想

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种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二战后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类发展经济学理论，分别是“结构主义”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华盛顿共识”。那么新结构经济学是反思发展问题的又一个理论框架，并可能成为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

以往的很多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根本上忽略了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生差异性，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从而提出脱离实际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如建议落后国家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产业。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上，通过进行产业多样化并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逆转不利的历史趋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便宜，那么最优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那么最优的产业相应地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出来的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推动力量的产业升级的机制。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并非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也即在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产业发展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在市场全球化、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迁不断地今天，这一点尤为正确，各国可以利用许多过去不可能获得的机会，并专门发展彼此不同的产业。围绕这些事实，存在一些内生性和外生性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同时，政府应在产业升级中扮演引导角色。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统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同时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地引导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是考虑各国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一条因国而异的、严谨的、有创见的、对于发展政策来说切实可靠的路线。这一框架强调，应更好的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结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适当的制度和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人部门面临的各种约束与激励的方面。[1]

二、国际投资的合作与要素禀赋

（一）要素禀赋相关理论

要素禀赋是指各国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比如拥有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拥有相对比例情况。对于要素禀赋理论的归纳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分类，也可以从要素涵盖的范围不同来分类。为了本文的分析方便，我们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分类法对要素禀赋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又称为要素禀赋理论，强调了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和它们在不同产品的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用各国之间的资源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学说。理论中假定的要素禀赋是积累下来的要素禀赋，是自然形成的要素禀赋，固我们将其称为短期静态的要素禀赋理论。

动态要素禀赋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的变化，其变化的动力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提高了某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或者创新了新型生产要素，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积累，从而影响了比较优势。如克鲁格在生产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两种生产要素，n种产品，m个国家的模型。他的模型不再假定各国仅拥有积累下来的要素禀赋，而是强调要素比例的变化和国际分工的动态化。克鲁格对传统要素禀赋论的突破是在要素禀赋中强调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他认为，技术创新提高了某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积累，进而引发产业链性的转移。[2]黄先海，杨高举（2013）在改进Levchenko and Zhang(2011)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基于RHO理论的综合体现一国技术水平、要素禀赋、投入成本的生产率指标，进行跨国跨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历相似，比较优势正从低等技术产业转向高等技术产业，如果这一进程能够持续，则中国能够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能否持续需要多种条件和多方面的努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关键。

（二）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对要素禀赋的影响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根据《新时期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的战略推进》报告提出，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合作，本文的“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的含义就来源于此，并于此含义相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发展较快，已取得一定成效，而对外投资落后于吸引外资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开始放缓，201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回落至1117.2亿美元。在引进外资结构上，亚洲国家来华投资持续上升，欧美国家投资逐渐减少。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319.4亿美元，按国别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几个国家分别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区域主要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中，有些是著名的避税地，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根据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2013年的统计，能源、电力和日用消费品业是我国企业对外主要的投资行业。在能源和电力行业，有超过50%的资金进入了和油气资源相关的领域，而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了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另一大部分资金流人了电力相关的行业，澳大利亚成为主要的资金流入国。在日用消费品领域，虽然总金额不及能源电力行业，但是其主要参与者都是民营企业，大部分的资金都进入了食品和饮料领域。

2、国际投资的合作对要素禀赋的影响

国际投资与要素禀赋的关系渊源较深。西方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侧重于从企业可利用优势来解释跨国投资动因。在比较优势的形成上，要素禀赋具有重大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也即在国际投资与要素禀赋关系研究上，以往研究更多的是要素禀赋对国际投资的影响。根据国际投资理论的最新成果和国际投资的发展，本文试图从反向思考，探讨国际投资对要素禀赋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以下我们从中国、日本的实例去分析国际投资的合作对要素禀赋的影响。

面对国内人口众多，资本匮乏的状况，改革开放后中国注重大量引进外资，缓解了发展中资本短缺的问题。引进的外资多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现状，从而形成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快速的增长。随着我国外资的不断引进和支持的完善，外资的进驻领域也开始由传统的制造业向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品扩展。这为我国的技术进步提供源泉，也带来了先进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同时改善我国要素禀赋状况。

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却是经济大国，从日本的国际投资的发展战略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思路。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缩小在本国境内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的规模，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让出资源和发展空间，从而竞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具有要素禀赋支撑的产业成功升级。日本对外投资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对外投资将国内劳动密集型边际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二个阶段是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环境污染产业转移到国外；第三个阶段是将加工装配产业等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转移。近年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影响着国内的要素禀赋状况，与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进行，从而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

中国早期更加注重引进外资，而日本则是注重对外投资，近年来为了平衡发展，中国开始注重走出去的发展，日本也开始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同时，中国是个资源大国，但仍是发展中的大国，而日本是资源小国，却是发达经济体。因此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实践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性和互补性，当然还有很多种国际投资实践模式，比如美国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进行的“逆贸易型”国际投资对美国的要素禀赋起到了平衡和支撑作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又有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中国产业转型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产业转型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无限剩余，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渐上升。同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增长的动力受到影响，伴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是国际关注的问题，因此增长的持续性和环境影响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同时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的变化，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现阶段中国新的要素禀赋结构显现，创新要素日益增长，高学历人力资源优势逐步积累，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组织管理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处于开端阶段。201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6957亿，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968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2204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0%、43.9%、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同时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处于紧迫时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受到东南亚和印度等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挑战，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一些高端制造业回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模式也受到诸多瓶颈限制，中国的产业紧迫急需转型升级。

（二）中国产业转型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产业转型势在必行，但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产业转型制约因素较多。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要素禀赋结构和需求结构的配合，才能顺利进行，但不管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还是需求结构的转型都是缓慢的变化过程，因此产业转型是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较多；第二，中国产业资本市场对产业转型贡献有限。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制度的缺陷和缺失，以致发展混乱融通资金能力有限。资本市场的不成熟使资本市场的融资、预见、风险分散等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产业的资金需求有所脱节。第三，中国地区差异较大，削弱产业转型的地区联动和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在中国部分地区仍有存在的必要，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逐步进行，同时难度也相应加大。

四、服务于产业转型的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思路

产业转型升级，也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工业发展既面临危机有充满机遇。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向好趋势没有改变，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许多挑战。因此，产业转型升级既迫在眉睫又压力重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必须基于要素禀赋状况，脱离要素禀赋的产业升级也是无效升级。那么我国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依靠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来稳固。我国的国际投资发展已经开始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比如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通过政策鼓励外资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在对外投资方面，已开始将成熟的产业向国外扩张，如日用消费品、能源电力行业。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产业转型的需要，对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提出以下发展思路：

（一）注重外资引进政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同时加强战略新兴产业对外投资

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离不开国际市场的配合。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国内的战略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信息生物、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等，参与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发展，不仅避免了同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FDI的竞争，而且有利于国内要素禀赋的持续变动，从而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要借助国际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大力支持战略新兴产业进行跨国投资，兼并或收购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有利于培育跨国的新兴产业公司，从而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

（二）利用国内地区差别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与区域要素禀赋相结合

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是经济发展和开放前沿区域，外资的引进明显多于西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东部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东部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的优势和政策优势也在逐渐改变，东部地区可以考虑偏重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FDI，从而加快产业升级。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其优势在于劳动力和资源，因此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劳动密集型的FDI，以及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FDI的转移。这样符合发展产业的要素禀赋基础，能充分的利用外资。

（三）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应立足于国内各区域产业转型现状，不应整体对待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各区域也具有明显的自然条件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那么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尽相同，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阶段也有差别。比如中国的西部地区劳动力充沛，仍有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要，而对于沿海地区，劳工短缺，工资成本上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削弱，需要转移到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产业发展。因此，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应配合各区域的产业转型需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引进外资和当地企业对外投资。

（四）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在产业转型之初，应循序渐进，多层面发展

中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在资本的积累上虽有所成效，但面对14亿人口的就业问题仍不容忽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仍有待慢慢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和地位，在短期内仍无法撼动。尤其在我国局部地区仍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优势产业。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已引进外资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引进外资，尤其对于西部地区。那么对国外已经发展很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但在我国仍是先进产业和技术，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引进力度，巩固产业转型基础。同时我们需要注重对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加强引进新兴产业的外资。在走出去方面，，我们不仅要盯住非洲、拉丁美洲市场，同时也要加强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开展合作和交流，也即南南投资和南北投资同时进行，在南南投资时，注重资源和市场寻求，在南北投资时，要注重市场，更要注重向发达国家的学习，最后超越。总的来说，也就是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服务于产业转型现状，循序渐进，多层面发展。

四、结语

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国内产业转型的迫在眉睫，本文试图将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结合起来思考一条更好发展中国经济的统筹协调之路。因此本文基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将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起来，也即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结合研究，搭建两者关系的是要素禀赋。要素禀赋不仅是国际投资产生的原因，国际投资的发展也能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动。因此，通过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发展，有益的引导要素禀赋的变动，从而才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石。中国国际投资的合作与产业转型的结合，更好的促进产业转型，最终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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