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所有权与中国工业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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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所有权与中国工业经济效率

作者：唐要家 编辑：Studa_hasgo122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的对于改革以来效率的理论研究，大都基于产权经济学理论，集中于分析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比较效率差别，及其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通常得出如下的结论：国有产权的效率低于私有产权，非国有企业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比较效率优势。因此，企业财产的公有制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相对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竞争性市场上，理论和实证都支持这样的结论，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效率。但在原来不存在市场制度和市场制度不完善的转型经济当中，这一结论并不是强有力的。对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的转型经济，产权理论的观点并不能够有效解释在产权不完善和制度环境不完善下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型中的中国工业增长是在微观企业产权改革严重滞后下进行的。按照产权理论的逻辑，在国有产权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率改进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现实是，改革以来不仅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得以改进，而且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谢千里等（1995）的统计显示，在1980～1992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TFP 年均增长率是2.5％；林青松（2003）的计算显示，在1992～1996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TFP 年均增长率是3.12％，在1996～2001年间是1.79％。显然企业产权并不是转型中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起点和根本决定力量。

进一步，如果认为产权改革是重要的，那么仅仅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否一定会带来经济绩效的改善呢？产权改革只是改变了经济主体的激励，产权改革能否促进经济效率的改进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如果产权改革不能与竞争相伴，那么在垄断市场的情况下，私有产权不仅不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改善，反而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显然，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状况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市场行为导致的经济绩效差异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产权理论也无法有效解释在行业层次上，不同所有权工业之间的利润率巨大差异；在某些行业尽管国有所有权工业企业效率低下，但是其经济效益也可能较高；而且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的产业市场当中，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竞争不仅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而且两者的竞争还影响到私有企业的目标和行为，，从而对市场绩效产生影响。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行业绩效变化一个重要特征是行业利润率的持续下降。那么在中国工业财务绩效持续下降的同时，中国工业的生产率是否也在下降呢？改革以来，许多学者都曾对中国工业中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进行过估计（注：对此问题的一个全面的综述性分析是由张军（2003）给出的。），对于整个工业生产效率的代表性经验估计主要是由陈宽（1988）、张军（2002）等给出的，这些估计结果显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尽管改革以来整个工业的财务绩效在下降，但是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得到迅速的提高，这说明中国工业的整体效率是在上升的。这样，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业整体的市场绩效变化表现出效率和利润率背离的一个悖论现象，这与经典产业组织理论的效率和利润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明显不同。

二、理论框架与假说

（一）SS-C-P分析框架

以贝恩为代表的正统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将结构—行为—绩效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但是SCP 框架及其基本结论是建立在产业组织具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和私有所有权的假设基础上的。正如贝恩（1968）所说，“产业组织理论是将建立在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作为前提假定的”，“产业组织分析的基本单位——企业是指私人拥有的商业组织，它主要从事追逐利润机会的生产活动。”“在自由市场上，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从事买卖活动，私有企业和市场竞争是产业组织分析的基础。”显然，“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是以非规制的自由市场上的私有企业有效运营为基础的，它并不来分析其存在的政治和政府体制。至少大多数人相信产业组织的变化并不会引起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基础的改变”（贝恩，1968，p39）。正统产业组织理论在解释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产业组织绩效时无疑是有解释力的。在市场经济当中，对利润来说，市场结构是内生的，企业行为、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长期来看，市场结构显然受到市场行为的影响”，因此，“这些研究当中的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Schmalensee ，1989，p952）。

但对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型的中国来说，由于不同行业市场化进程的不同，以及国有所有权和非国有所有权之间存在巨大的制度差异，中国工业行业实际上是由追求非利润最大化的国有企业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非国有企业组成的“混合经济”体制。正统产业组织理论将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看作是决定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产业市场绩效的差异。因为在转型经济中，所有权的变化和产业组织变化之间存在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抛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来分析市场结构的变化，或者抛开市场结构的变化来分析所有权问题，都无法有效解释转型中的中国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变化。因此，在解释中国产业组织绩效时，建立在完善市场体制基础上的SCP 范式必须加以修正。

国内学者马建堂（1993）较早指出，影响企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是所有制内部结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金碚（1999）则建立一个将制度体制作为外生变量的SCP 分析框架；刘小玄（2003）则明确地将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中国转轨经济市场绩效的重要内生变量。显然，要有效解释中国工业组织的变化，所有权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根据“任何一个结构性变量的加入都应该有助于解释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贝恩，1968）的原则，在分析转型中的中国产业组织绩效时，将所有权变量内生化，形成“所有权结构（S ）、市场结构（S ）—企业行为（C ）—经济绩效（P ）”的SSCP分析框架将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注：贝恩（1949，1968）最早指出，产业组织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结构、组织和所有权”。集中度是指少量单位对整个经济资源的大比例所有和控制，因而所有权集中度、决策和控制的集中度和企业行为控制的集中度是集中度的三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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