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01 22:00

【摘要】：经济全球化使得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性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的代价。伴随着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环境污染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涉及地域已经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涉及空间也从天空到海洋,从地表至地下,无论空气、水源、土壤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些污染不仅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带来的巨大的威胁,还造成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贸易和环境的冲突来源于贸易的持续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上升与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阶段,研究我国的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带来的环境代价,促进贸易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意义非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构建一般均衡的贸易与环境污染的模型建立理论框架,并通过机制分析探讨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具体渠道,除传统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之外,还加入了收入效应、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在实证研究中,重点以工业污染物排放和悬浮颗粒排放为考察对象,运用多层面的样本数据,采用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在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之上,重点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建议使贸易与环境能够协调发展。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4章。在第3章中,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同时主要研究了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各种渠道。贸易可以通过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规模、产品生产的结构、清洁技术的传播影响一国的环境状况,即所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假设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生态环境的期待不同的情况下,贸易还可以通过影响一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对环境的需求产生影响。在市场竞争效应中,主要强调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可能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为企业节能减排的实现提供动力和支持。在资源配置效应的描述中,首先脱离了原有关于贸易与环境分析中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设,这里假设企业不仅存在生产率上的差异,企业在排污效率、治污成本投入方面都不尽相同。而企业的生产率和排污强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贸易使得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出口企业,即资源流向了环境效率更高的企业,即便单个企业的排污强度并未发生改变,但贸易使得整个产业的平均排污强度也下降了,进而对环境污染状况产生影响。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是实证检验部分。在实证分析中,分为三个层次进行。首先在第4章中通过跨国层面的样本数据检验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样本选取占到世界贸易总额50%以上的40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在控制变量中,除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工业增加值比重、fdi等变量外,还控制了与污染排放有关的单位gdp能耗、化石燃料占比等变量,并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有利于改善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状况,但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水平,因此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结论是不同的。同时污染物质种类以及排放指标的选择也会影响贸易的环境效应的结论。为了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将中国和剩余样本国家作为对立组回归后发现,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会导致中国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下降,但却增加了氮氧化物的人均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中国并没有遵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结论。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从更加广泛、深入的角度考虑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在进行中国的实证研究时,首先运用了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同时运用了静态和动态模型方法,验证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为了回答这一影响是否受到污染物选择、地域划分以及贸易方式等的干扰,在第5章的实证中选择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三废以及由此构建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表征环境污染状况,同时还加入了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另外,考虑到仅使用外贸依存度表征贸易的开放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利用沈利生(2005)中对外贸依存度的修正方法计算了修正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回归。为了解决主要由于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笔者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和系统gmm方法。利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和系统gmm回归后的结果与ols回归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证明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会因污染物质的选择、污染指标的选择、地区的不同以及贸易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结论上的差异。具体来说,在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中,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工业三废排放强度和排污费加权计算的综合指数1的指标,但却提高了算术平均法构建的综合指数2的指标值。在分地区回归中,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弹性的符号仅在因变量为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和综合指数2时表现一致,在其余4种污染物质下,贸易仅仅可以改善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却会产生恶化的效果。在分贸易方式回归中,一般贸易出口依存度提高后,各类污染物质的排放水平都有所下降,但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却增加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强度以及综合指数2的指标。因此,从现有的结果来看,一般贸易对环境状况改善是有利的,但加工贸易则有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在动态面板模型中,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而工业二氧化硫的数据在统计口径、准确性、完整性上都更加具有优势,因此仅选择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会降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在静态面板模型中,笔者创新性的利用各省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加权汇率指标作为外贸依存度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随着利率作为宏观调节工具的作用在当代经济中被不断弱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外部需求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力,汇率已经成为政府当局宏观调控的替代工具。因此在经济研究中,汇率一般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强了对该国汇率的宏观调控,通过汇率调控进而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这使得汇率作为外生变量的设置更加合理。而本文设置的工具变量的优点之一还在于汇率本身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变量,单个省份对某一国的贸易量还不足以影响两国之间的汇率,即对于各省份的贸易企业来说,汇率变化并非是可以预见的,同时在控制省级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还可以避免由于未被观测到的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偏误。本文还对汇率冲击进行了加权以增加其合理性。而在动态面板模型中,则运用内部工具变量进行了系统gmm回归。由于解释变量中加入了滞后期因变量,因此需要用到广义矩估计。虽然水平gmm,差分gmm和系统gmm都可以被用来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但由于许多文章都表明系统gmm的回归结果更加接近真实值,因此在动态面板模型中使用了系统gmm估计方法。通过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计算的长期弹性来看,贸易对工业二氧化硫减排的改善作用从长期效果来看更加明显。对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回归的结果发现,贸易仅仅能改善西部地区的环境状况,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与静态面板回归的结论保持一致。为了从更加微观的层次探讨我国的贸易与环境问题,本文的第6章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利用了我国74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在污染物质的选择上,本章选用了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pm2.5作为研究对象。pm2.5中文名称为细颗粒物,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是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pm2.5产生的首要来源是煤炭、柴油等的燃烧以及工业生产。其次,pm2.5还可以通过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如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等发生化学反应而形成,因此笔者选用pm2.5排放作为表征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同时pm2.5由于其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危害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近来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因此,研究贸易是否是造成pm2.5排放增加的原因之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会造成我国pm2.5排放的增加。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实证分析中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解决污染排放对贸易的反向因果偏误,第6章的横截面数据回归中使用了blanchard和perotti(2002)提出的两阶段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实证。在第一阶段pm2.5的工具变量选择上,考虑到中国以淮河为界对两岸城市实施不同的集中供暖政策,而集中供暖采用的煤炭燃烧是导致pm2.5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选择了各城市距离淮河一线的纬度差作为pm2.5排放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pm2.5排放每升高1%,外贸依存度会显著降低2.008%。运用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第二阶段中贸易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反向因果效应,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每提高1%,pm2.5排放浓度也将上升0.378%,表明贸易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这一结果和ols的估计结果相差较大,即如果不考虑联立性偏误,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将会被严重低估。在机制分析中,笔者还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检验了出口、重工业出口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对pm2.5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pm2.5排放浓度对外贸依存度的经济弹性为0.378,但对出口依存度和重工业出口依存度的经济弹性增加至0.65左右,而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依存度的经济弹性则进一步增加至0.795。说明相比整个国际贸易,出口对我国pm2.5排放的增加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利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选取我国33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大大增加了样本容量。并且在实证中同时使用了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检验。在静态面板模型中,分别使用了滞后期外贸依存度以及各城市距离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结果发现外贸依存度每提高1%,pm2.5排放浓度将上升0.06%-0.25%,支持横截面模型的实证结论。在动态面板模型中,因变量滞后期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表明pm2.5排放是具有惯性的,而这一惯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动态面板中还分别使用了解释变量的当期值以及滞后一期的值对pm2.5排放浓度进行估计,使用当期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外贸依存度的经济弹性值小于使用滞后期进行系统gmm回归的弹性值,说明贸易活动对未来的环境污染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提出的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对我国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贸易政策,注重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加快我国东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进一步加大我国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注重提高环境保护门槛;积极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挥“走出去”战略,并加大对环保设备和清洁技术的引进;调整国际贸易方式,加快对加工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从长远角度出发制定国际贸易的相关政策等。而从环境政策方面,笔者认为环境政策应该因地制宜,不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标准;在制定环境保护目标时依据污染物质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减排标准;在考虑减排目标时应该全面考虑同一污染物质的不同指标值;同时应该注重环境政策制定的连续性等。通过多角度的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总体来说,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是复杂的。第二,国际贸易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环境污染状况影响不同,国际贸易更倾向于改善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状况。第三,通过对各类污染物质的回归表明国际贸易对我国不同类型污染物质排放的影响不同。第四,国际贸易倾向于降低我国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但却容易加剧东中部地区的污染排放。第五,就贸易方式来说,一般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加工贸易的发展则可能造成我国部分污染物质的排放增加。第六,相比整个国际贸易,出口对我国城市空气污染状况恶化的影响更大。第七,本文还发现污染物质计量指标的选择不同也可能会影响贸易的环境效应的结论。第八,贸易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效应大于短期影响效应,而且污染本身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较为全面的分析了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渠道,同时在实证检验过程中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利用多种方法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验证。本文不仅使用了多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同时利用了中国的省级层面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中,样本城市数量达到334个,在机制研究中还利用了企业层面的数据。在分析角度上,不仅考虑了环境污染与贸易的不同衡量标准,还考虑了在不同的地区和贸易方式下这一问题的结论是否会受到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为了解决贸易与环境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利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如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方法等,并创新性地寻找新的不同的工具变量。在外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包括了利用各省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加权汇率冲击作为国际贸易的外生工具变量,以及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基于淮河两岸供暖政策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工具变量而进行的分析。在未来关于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中,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扩展研究。第一,通过更多不同类型的污染物质进行检验。第二,寻找更加科学的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方法。第三,从产业和国别角度研究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第四,在考虑国际贸易协定和环境协定的情况下,考察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第五,对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各种渠道进行具体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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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X22;F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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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45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