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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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四)

发布日期： 2012-04-08 发布：  

  2010年第10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接上期)新教材起个什么名称?现成的是“货币流通与信用”,但“货币流通”,中国人读来总觉得罗嗦,而且把货币理论限为“流通”,有过窄之嫌。“货币银行学”也是现成的,但怕人们议论是资本主义世界已有的名称。于是名称敲定为“货币信用学”。1959年9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教材前两个部分的《货币信用学(上)》。当时,构成《货币信用学(下)》的第三部分教材内容也已经写出来了,可是由于“反右倾”运动突然袭来,下册未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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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倾”运动之后,1960年上半年,我和周升业同志在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借了一小间办公室,对《货币信用学》已出版的上册和准备作为下册内容的底稿进行系统修改。在修改接近完成之际,学校决定下放周升业到京郊农场锻炼,我挂职公社副主任到北京市北新桥人民公社锻炼,眼看有望完成的修订工作戛然而止。修订的手写稿保存了下来,现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1962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过一次教材编写会议,全国从事金融专业各门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出席了会议。讨论到有关货币银行学的教材时,以山东财经学院郑伯彬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以人民大学编写的《货币信用学》为底本修订;而主持会议的人民银行丁东放副行长主张突破苏联框框写一本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教材。会后不久,可能由于当时政治运动的原因,人民银行对于这门教材的编写计划无声无息地搁置起来了。
　　后来,不少兄弟院系编写的教材采用了“货币信用学”名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因《货币信用学》而遭受批判
　　
　　1960年下半年,大约是8月份,搞不清楚什么来头(也许当时听到过什么说法,但早已忘却了),在北京,也只有北京,有几所大学,并非所有大学,开展了一次“教学检查”运动,对教师(记不太准确,好像范围限定在党员骨干教师)的讲稿、教材普遍进行检查,目的是肃清教学中的“修正主义”。
　　这一年,财政金融系与贸易经济系合并为财政贸易系,运动开始时,财政贸易系找不准重点,就把我从北新桥人民公社调回学校一起找重点。没成想,找来找去,找到了《货币信用学》这本教材――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本教材合成了一本教材,抹杀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岂不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财政贸易系找到了批判的重点,我也当然就成为系一级的重点批判对象。
　　那时是每周六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的上下午,都召开全系教师批判会――以我为对象的批判会,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如果上午、下午各算一次会,总也开了百次会议上下。开始的几天,我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没有辩驳的余地,痛楚、郁闷,无可奈何;作为批判者的教师同仁则忙于拼凑批判的论点和材料,以便在批判会上作批判发言,倒也相当忙活。重复着同样的话,很快,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进入麻木的状态。虽然都麻木了,但“上面”没有说结束,会就依然照开。
　　作为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两者之间的政治界限是严格的,会下极少交谈,但生活又并非那么简单。我那时住在城里学校的宿舍,批判活动是在西郊校址。早晨从城内去西郊,下午从西郊回城内,每天一往一返,乘的是校车。那时不仅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很少,人多车少,有时一个多小时也赶不到。当然,从城里去西郊,赶不赶得上校车取决于我;而从西郊回城里,赶不赶上校车则要看批判会能否准时休会。在我的记忆中,有好几次,会议主持者或一些批判者提醒:黄达还要赶校车,会议不能拖延!由于校车一天只往返一次,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那时,每人的粮、油、肉是按户口定量供给的。我的户口不在学校食堂,没有权利在食堂用餐,校内没有小饭铺,校外的小饭铺也极少,而且经常到饭铺吃饭也会遭到非议,唯一的办法是自带午饭。有一次李春同志(曾主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看我吃冷饭,带我到他家帮我热饭。这次热饭,令我终生难忘。
　　在参加批判会的二三十位教师中,有一位程曙光同志,是抗战期间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区长,地地道道的工农干部。记不起是怎样的因缘,他加入了我们教研室的教师队伍。在这次运动中,他创造了一项记录:大约上百次的批判会,他都是全勤,但自始至终,却没有一句批判发言。他平时倒是不怎么喜欢发言,但在这样的场合不发言,却要顶着极大的压力。会议主持者点名让他发言,与会者以多种方式启发、劝说他发言,他总是面带微笑,不作任何解释,也不开口批判。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表达不赞成批判的意见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而且很可能招来被批判之祸。但坚持一言不发,也非常人之所能及。
　　就像开始时搞不清楚其来头一样,同样不清楚“领导”根据什么判断“教学检查”运动应该胜利结束。11月份,全校召开校一级的批判“修正主义”重点大会,参加者可能是骨干教师,大约近二百人。校级大会后,系一级批判会也宣布结束。
　　“教学检查”运动结束,我准备立即回北新桥人民公社,继续下放锻炼。那里有许许多多对我来说新的事物,如小工业、手工业、街道服务业、最底层的城市居民、社区的组织和活动……但财政金融教研室的党支部却叫我留下来,为下学期将由其他教师讲授的货币信用课程写提纲。我申述,作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还需要清理思想,恐怕不具备写提纲的条件。但支部并不回应我的申诉,只是硬性要求:必须写完提纲才允许回北新桥公社。后来听说,分配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教师提出:黄达写出提纲,才能接受分派的教学任务。无奈,我只好赶出一份提纲上交。批判了,不是批判者写讲授提纲而叫思想路线出了大问题的被批判者写讲授提纲,这完全是生活逻辑的颠倒,但在那个年代确是事实。
　　这次运动来得蹊跷,其平反也来得迅速。1961年上半年,大约是初夏,传来学校党委要给被批判者平反的消息,我也正是在这时大体了解了有哪些人成为过批判的重点。本来,运动时就觉得糊里糊涂,摸不清头脑。不只没有料想自己成为批判重点,而且为了避免是非,也断绝了一切社交,因而完全不知道其他系所的批判重点是谁。当知道全校都有哪些人被批判之后,我更强烈地感到,整个过程全然是混战一团:有些人,爱发表议论,一直是“运动”对象,成为批判重点在意料之中;但也有一些人,一直是“立场坚定”的骨干,总是以批判者的角色出现在政治运动之中,不知被抓住了什么辫子,也遭受了挨批的无妄之灾。
　　后来得到正式告知: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是明确的,不存在混淆的错误!
　　
　　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新天地
　　
　　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国的政治空气一度较为宽松。经济学界也曾获得可以对经济理论进行冷静反思的氛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教师,经过过去十年政治生活和教学研究的历练,直接接触到货币、银行、信用领域的风风雨雨,自然而然会在理论上进行一些反思。
　　就货币银行学的发展来看,上世纪20年代之前,都是用微观分析方法剖析金融问题的。苏联的货币银行学,剔除其意识形态论点,基本承继了这一传统。这也就是我们学苏联所学到的内容。至于西方在30年代确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及其宏观经济分析入主货币银行学,苏联人不仅没有吸收,而且加以批判。因而在50年代,在我国独尊苏联理论的闭塞状态下,对于这个宏观分析我们一无所知。虽然二战后出国留学欧美建国之初归国的学子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难于正面介绍。
　　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是客观存在的。在实践中,新中国1950年3月成功地制止了通货膨胀,就是精彩地运用了宏观政策。1953年关于能否动用财政结余的讨论,则应该说就是探讨宏观分析理论的起点。1956年围绕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断所展开的“综合平衡”的理论探讨,实际是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用计划经济中的语言,来论证现代经济总供求均衡这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命题。(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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