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的对比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31 04:05
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特征,将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分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阶段(2005—2010年)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阶段(2011年至今),建立两个阶段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分别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进行整体回归和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显著地扩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则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对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更大,对中部地区缩小作用减弱,对西部不显著缩小。研究提出加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运营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将普惠金融数字化与扶贫相结合,强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战略,丰富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产品等建议,同时警惕不发达地区因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拉大。
【文章来源】:金融发展研究. 2020年03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数字化前后各省(区、市)IFI均值排名
普惠金融数字化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机制图
为更细致考察数字化前后我国普惠金融的特点,绘制数字化前后各省(区、市)普惠金融指数均值排名地图,具体见图3。图中分组均按照IFI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名,然后分为高、中、低三个发展水平,普惠金融高发展水平组颜色最深,中发展水平组次之,低发展水平组颜色最淡。2005—2010年间,各省(区、市)的IFI最小值是0.0527,最大值是0.6108;而在2011—2017年间,各省(区、市)的IFI最小值是0.0808,最大值是0.6217,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纵向看,在2005—2010年间,IFI处于高发展水平的地区(除福建、山西和重庆)在2011—2017年间,仍保持其高水平地位,且多处于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青海、海南、新疆和甘肃等地,IFI水平均有所提升,至少上升一个梯队,其中西藏更是从低水平等级上升到高水平等级,跨越两个梯队,说明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能有效提升该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横向看,2005—2010年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多处于中低水平组,但都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情况在2011—2017年间的中、西部地区(除西藏和青海)仍存在。(二)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指数构建与测度结果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 傅秋子,黄益平. 金融研究. 2018(11)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易行健,周利. 金融研究. 2018(11)
[3]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J]. 刘亦文,丁李平,李毅,胡宗义. 中国软科学. 2018(03)
[4]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 李建伟. 国际金融研究. 2017(10)
[5]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J]. 李彦龙,张晓昱. 金融发展研究. 2016(09)
[6]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J]. 王庆华,王瑞君.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
[7]中国农村金融包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J]. 王修华,关键,谷溪. 经济评论. 2016(04)
[8]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模型[J]. 吕勇斌,李仪. 财政研究. 2016(07)
[9]普惠金融的效用与实现:综述及启示[J]. 星焱. 国际金融研究. 2015(11)
[10]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王瑱. 上海金融. 2015(04)
本文编号:2948928
【文章来源】:金融发展研究. 2020年03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数字化前后各省(区、市)IFI均值排名
普惠金融数字化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机制图
为更细致考察数字化前后我国普惠金融的特点,绘制数字化前后各省(区、市)普惠金融指数均值排名地图,具体见图3。图中分组均按照IFI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名,然后分为高、中、低三个发展水平,普惠金融高发展水平组颜色最深,中发展水平组次之,低发展水平组颜色最淡。2005—2010年间,各省(区、市)的IFI最小值是0.0527,最大值是0.6108;而在2011—2017年间,各省(区、市)的IFI最小值是0.0808,最大值是0.6217,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纵向看,在2005—2010年间,IFI处于高发展水平的地区(除福建、山西和重庆)在2011—2017年间,仍保持其高水平地位,且多处于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青海、海南、新疆和甘肃等地,IFI水平均有所提升,至少上升一个梯队,其中西藏更是从低水平等级上升到高水平等级,跨越两个梯队,说明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能有效提升该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横向看,2005—2010年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多处于中低水平组,但都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情况在2011—2017年间的中、西部地区(除西藏和青海)仍存在。(二)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指数构建与测度结果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 傅秋子,黄益平. 金融研究. 2018(11)
[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易行健,周利. 金融研究. 2018(11)
[3]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经济增长效应[J]. 刘亦文,丁李平,李毅,胡宗义. 中国软科学. 2018(03)
[4]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 李建伟. 国际金融研究. 2017(10)
[5]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J]. 李彦龙,张晓昱. 金融发展研究. 2016(09)
[6]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J]. 王庆华,王瑞君.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5)
[7]中国农村金融包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J]. 王修华,关键,谷溪. 经济评论. 2016(04)
[8]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模型[J]. 吕勇斌,李仪. 财政研究. 2016(07)
[9]普惠金融的效用与实现:综述及启示[J]. 星焱. 国际金融研究. 2015(11)
[10]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张韶华,王瑱. 上海金融. 2015(04)
本文编号:294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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