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树立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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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在这其中，树立经济理论的自信有着突出的意义。

　　（一）

　　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特别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缺乏理论上的自信。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史学、文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理论上的自信，这种理论上自信的缺乏，当然是源于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发展上的落后，这种发展上的落后与缺乏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缺乏理论自信的传统。

　　就经济学而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而不是作为孤立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出现，应当是在20世纪初期的事情，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国外进入的舶来品（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又丰富的经济思想，但不成其为系统的经济学）。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本身是难以产生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的，而为拯救这落后的经济，人们自然会从先进的社会经济国度引进经济学的理论，把先进国家的现状作为我们的追赶目标，把先进国家的制度和道路作为我们实现追赶目标的基本路径，进而也就把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我们的科学加以引进。在那个年代，严复先生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意味着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陈启修、郭大力、王亚南先生等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帷幕，当时中国的著名大学也都先后设立了经济学系，如北京大学1912年将京师大学堂原有的经济学门改为经济学系，按照现代经济学科的标准来构造教学体系，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许多所著名大学，也都在上世纪20年代陆续设立了经济学系。查阅当时各大学经济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可以看出，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学的课程结构复制的，沿袭着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和理论传统，在这些著名大学经济学系中执教的主要先生，也多为从西方英美日德法等国留学回国的学子。尽管在那时的经济思想传播方面，也有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声音，如《资本论》的翻译和在大学的讲授，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思想包括经济思想的早期传播等等，但即使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同样是从国外引进的，也并非源自中国历史实践，况且，在当时，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传播中远远未占主体地位，是作为异端被排斥的，占主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的经济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

　　自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起，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体系构造，开始纳入前苏联的轨道，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从我国大学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及我国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消失了，除个别学校被特别批准保留了一点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师资和研究力量外（如当时的北大经济系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含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武汉大学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等）基本上都予以取消了，即使少有保留的也被冠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名称，难以对其开展客观的学术研究，更不允许其占据大学的讲坛，取而代之的是经过苏联改造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据此构建了新的正统的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这种经济学向前苏联式（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依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而产生的学术凝聚力，而在于我们把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先进的制度，把苏联实现工业化发展的模式视为正确的道路，把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作为我们追赶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产生经济理论上的依赖。以僵化的教条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就是缺乏理论自信的结果。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个传统，先是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后是依附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与苏联决裂的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艰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着探索，力图创造出中国建设的制度、道路、理论，但并不成功，尤其是长期被忽视而又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其建设中国的经济思想的探索难具说服力，留下来的不是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理论，而是（或许也缺乏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对不同经济观点的批判和否定，在封闭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极端自尊，本质上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妄自自尊和自卑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二）

　　我们经济理论的自信，真正形成是始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新时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历史性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建设性的命题，而中国经济理论对这些挑战和命题的回答及探索，在服务并推动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或者说，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充满了信心，正是这种信心支持着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信。

　　就改革命题而言，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我们从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十三大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十四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和崭新的经济理论探索，这个探索从一开始就面临两个经济学传统的否定，一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否定，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改革也只能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二是来自马克思经典理论传统的否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市场与资本私有是同一命题，社会共同占有（公有制）制下不存在私有，也不存在任何市场关系，包括商品、货币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是对这两个传统的突破，这种突破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从改革的方式来看，我们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从企业改革为核心到突出政府改革，从推进商品市场化到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从强调市场作用空间扩大（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机制作用范围的替代）到强调市场秩序的完善（市场质量和公正性提高），从市场主体秩序的先行培育（企业改革）到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价格改革），从改革初期的企业分配关系的调整（企业与政府的利税分配）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价格改革的双轨制逐渐过渡到放开市场定价，从设立改革开放特区到全面开放，等等，都是基于我国自身的现实和特点展开的极具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索，并且，这种探索不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一般均衡的基本方法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西方学者对转轨国家开出的药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改革的目标上强调资本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而且在改革方式上强调按照一般均衡的思想追求实现完全竞争理想状态，一举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换，我国的改革则与之完全不同，是从非均衡的国情出发，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地渐进推动。事实上，所有转轨国家但凡按西方学者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展开改革，均无好的效果，尤其是难以取得经济发展上的效果，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

　　就发展命题而言，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现代化？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应当确立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些命题的思考和处理并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是按照所谓“斯大林模式”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说并不成功，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经济落后的距离，经济短缺、效率低下、大起大落、结构扭曲等矛盾十分尖锐，“文革”时期政治运动对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经济生活本身，即发展战略和模式基本未变，只是使矛盾更为突出，以致于到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成为温饱尚未解决的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2.5亿左右的人口为未达到温饱线的贫困人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发展战略及道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否解释并支持中国的发展呢？因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事实上，战后产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克服贫穷，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主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弥补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不足；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以替代市场失灵；进而实现赶超目标。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但只是在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投资拉动高速增长效果外，长期里经济严重停滞并且周期性波动严重，既不均衡也无发展。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竞争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主张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制度变革（休克疗法），尽快建立现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矛盾。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大于70年代之前。而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在发展战略上总结自身的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的现实，不是以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水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追赶的目标导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及可能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不是或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或者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在体制转轨中谨慎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照发达国家寻找我们的弱项，进而以进口替代加以弥补，而是发现我们自身的优势，重点加以培育以提高竞争力；不是或者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经济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刘易斯道路），或者强调优先改造传统农村经济以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托达罗道路），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之外，创造出“三元经济”发展道路；不是或者继续重点强调工业化、重工化发展，或者强调参照发达国家现实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是注重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在工业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发展第三产业，强调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四方面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协调统一，等等。可以说，我国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道路上的实践探索，是建立在对传统“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省，同时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实践效果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发展道路上的自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规模上看，GDP总量到2011年达到47.3万亿，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0多倍（按不变价计），年均增长率达到9.9%，折算成美元已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官汇折）；人均GDP达到3万多元，较改革开放初期增长16倍左右（按不变价），年均增长率达到9%，折算成美元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40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的穷国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穿越。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上升，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开始的75%左右下降至目前的36.7%，实现了从贫困型经济结构（当代低收入穷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2%左右）向小康型经济结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30%略多）的转变；城镇化率取得跨越性进展，到2011年首次超过50%，达到51.3%，从初期的20%以下，进入到城镇化加速期（30%-70%之间）；居民消费结构呈现良性变化趋向，恩格尔系数从初期的60%以上（贫困状态），降至目前的40%以下（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状态），等等。这种结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不仅取得了数量上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质态变化，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及历史性进展，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建设性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实际上，若不根本改变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统，若不根本杜绝盲目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倾向，不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以取得成就，而且我国的经济理论也根本不存在树立自信的可能，不从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学说便不可能具有价值，也不可能让世人尊重。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的主流，是从克服僵化教条的传统及抵御全盘西化的浪潮这两个方面的探索中，不断取得进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实践上的成就及自信，是我们经济理论树立自信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要求，是我们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为我国经济理论建设创造了条件，如何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构建和发展经济理论？是学术界需要深入、长期艰苦探索的命题。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间的关系（即所谓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简单地照搬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践要求出发，深入分析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的指导，但不能采取僵化的态度，应使之尽可能中国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方法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可能产生。同样，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真正科学的理论必定是开放的，是借鉴和吸收一切相关科学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等等，最终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否则，或者在理论上自卑而不自信，或者自负而不自觉。

　　其次，经济学是重科学主义，还是更重人文精神。对于经济学的理解，相当时尚的理解，相当时尚的解释是强调它的经验性，强调在这种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主义，通过基于经验的命题（假说）的证实或证伪，印证经济学本身具有科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具有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或许不错，至少在我们中国，人们普遍承认并尊重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甚至到目前人们对经济学是否首先应当是科学还存在疑虑）。但是，说到底，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是一种社会的科学，因而，总还是需要特殊的社会关注和特别的人文精神，经济学者本身也不可能更不应当缺失人文关怀，而支持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必定是一定的社会历史价值取向。当一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其中的社会关注和人文关怀越来越淡薄的时候，恐怕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彻底折旧这门学科的时候了。真正科学的魅力，应当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当社会开始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割裂开来，开始将经济学的实证经验性与历史社会性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强调二者的统一与和谐，既有着特别的意义，也有着特别的困难。

　　再次，经济学是重内容的思想性，还是更重形式的完美性，尤其是数学表达的完满。按道理，表达形式应当服务于思想内容的需求，数学分析和表达方式上的完美及充分，是为了使思想更科学，使其科学考察更充分地得以阐释，更具冲击力。一定的数学语言和方式可以提高经济思想的准确、完善程度。因此，有人曾说，一定学科的成熟程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但问题还在于，一定学科的死亡程度，恐怕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即是说，当一个学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考性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仰仗于漂亮的数学表达形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时，那么，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至少这一学科理论的深邃性是值得怀疑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之所以自1871年边际革命后，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因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任务发生了历史转移，其基本任务不再是论证为什么要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不再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优越性，不再是据此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替代的必然性，而是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因而，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不再关注价值论、产权论、市场论等制度的分析，而是以求解极值为目的，即以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厂商效应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为目的。由此，数学的边际分析成为重要工具，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相应地表现出极鲜明的数学色彩。问题在于，真正作为科学的经济思想，应当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达方式的完美性的统一，而思想的复杂性和鲜明性又要求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在经济学的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顾此失彼的时候，认真思考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内容与数学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体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命题。

　　最后，经济学是重其历史价值观的阶级性，还是更重其解析能力的逻辑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阶级性和历史性，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不可避免地受一定的阶级价值取向的历史规定，否定这种历史规定，便是否定经济学说的灵魂。但另一方面，任何体现阶级意识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定价值取向的强调，都需要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具有逻辑的说服力，需要体现其作为科学的解释能力。尽管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有其特殊性、相对性、历史性，尽管这种理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逻辑。真正有深刻影响的经济理论，必定是阶级价值取向和逻辑解析能力的统一，缺少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说便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缺少了逻辑分析能力，经济学说便失去了作为科学的基础。如何使二者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我们的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命题，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将经济学的阶级自觉与逻辑分析对立起来的时候。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史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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