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5年中国市域旅游流的时空格局与溢出效应
【部分图文】:
上述Moran′s I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需要引入空间变量。本文根据LM检验和稳健的LM检验对模型选择进行判定[26-28],在地理邻近矩阵设定下,中国市域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模型检验结果中,空间滞后 LM检验和空间误差LM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无法判定是SLM还是SEM最优,进而向下考察稳健的空间滞后LM和稳健的空间误差LM,发现只有国内旅游流稳健的空间误差L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中国市域入境旅游流模型的空间依赖性既存在空间误差项,又存在空间滞后项,而国内旅游流模型的空间依赖性只存在空间滞后项,不存在空间误差项。之后,通过Wald检验和LR检验判断SDM是否可简化为SEM和SLM,模型的Wald-spatial error、Wald-spatial lag、LR-spatial error和LR-spatial lag检验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SDM均不可以简化为SLM和SEM。最后,Hausman测试结果在0.05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接受具有固定效应的SDM,故本文选择无固定效应(NoF)、时期固定效应(TF)、空间固定效应(SF)和时空固定效应(STF)的SDM进行参数估计。3.2 空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
为揭示2001—2015年中国市域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化脉络,利用ESDA的三维趋势分析工具可视化2001年、2008年和2015年的市域国内和入境旅游人次数据(图1)。研究发现:3个时间截面上,国内旅游流均具有“东高西低,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趋势,而入境旅游流则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趋势,中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产生;研究期间国内旅游流在中东部地区出现不同层级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网络状填充发展的态势明显,而入境旅游流的区域极化现象减弱,这一差异反映了中部地区国内客流的提升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而西南地区入境旅游发展虽有所提升,但东南沿海、各省会城市及著名旅游城市仍是入境旅游流的集中分布区,这也契合了已有研究结论[17]。研究认为,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和区位交通等高度耦合,东部地区国内和入境旅游起步早,且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发展存在先天优势,中西部地区应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促进旅游流向内陆转移[30]。中国市域入境旅游流的空间非均衡性明显高于国内旅游流,两者变异系数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的绝对差异显著,相对差异弱化。由图2可知,全国维度方面,国内旅游流的变异系数明显低于入境旅游流,两者分别从2001年的1.92和3.45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1.27和2.35,2003年受“非典”影响变异系数波动最大,说明中国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正在不断降低,旅游增长逐渐有序化、协调化,21世纪以来,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各项举措成效显著;从三大区域来看,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变异系数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变化趋势同全国维度类似,均在波动中下降,其中,国内和入境旅游客流的变异系数分别在中部、西部降幅最大,分别下降0.85和0.61,15年间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变异系数均值分别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部>西部>中部,说明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旅游流的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这种区域空间均衡程度的提升得益于中部的国内旅游增长和西部对入境旅游产业的重视,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2000年以来内陆、沿边入境口岸的陆续开放加强了区域间的旅游互动,为地区旅游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市域入境旅游流的空间非均衡性明显高于国内旅游流,两者变异系数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的绝对差异显著,相对差异弱化。由图2可知,全国维度方面,国内旅游流的变异系数明显低于入境旅游流,两者分别从2001年的1.92和3.45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1.27和2.35,2003年受“非典”影响变异系数波动最大,说明中国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正在不断降低,旅游增长逐渐有序化、协调化,21世纪以来,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各项举措成效显著;从三大区域来看,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变异系数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变化趋势同全国维度类似,均在波动中下降,其中,国内和入境旅游客流的变异系数分别在中部、西部降幅最大,分别下降0.85和0.61,15年间国内和入境旅游流的变异系数均值分别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部>西部>中部,说明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旅游流的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这种区域空间均衡程度的提升得益于中部的国内旅游增长和西部对入境旅游产业的重视,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2000年以来内陆、沿边入境口岸的陆续开放加强了区域间的旅游互动,为地区旅游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2.2 市域旅游流的全局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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