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发布时间：2020-12-26 09:18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进展. 2020年06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地形及行政区划图
本文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得到2013—2018年于都县各行政村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椭圆，计算得到椭圆的各项参数(表2，图3)。结果显示，2013—2018年，椭圆长轴增加了0.995 km，短轴缩短了0.627 km，椭圆的扁率不断增大，中心坐标向东南方向偏移，表明全县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向县域东南部聚集，各村贫困发生率的离散程度不断增强，贫困化程度及其空间聚集效应有所减弱。此外，椭圆方向角沿东北方向且不断减小，这是由于县域内地形由西北和东南两侧向中部呈坡状倾斜，中部海拔较低、坡度较缓，地理资本相对较高，而两侧受地形限制造成大量贫困人口聚集，贫困人口分布总体表现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方位角和中心坐标的变化也反映了各行政村减贫速度的差异，县域西北部的减贫效果相较于东南部更明显，县城中心的带动作用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西北部的行政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较快。相反，东南部的行政村由于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掣肘使得该区域的减贫速率相对缓慢。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于都县帮扶政策需要向东南部地区倾斜。2.1.3 农村贫困空间集聚效应
(2)局部空间集聚效应。局域空间自相关的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2013—2018年于都县农村贫困化聚集效应明显，呈空间正相关类型(H-H型、L-L型)行政村个数相较于负相关类型(H-L型、L-H型)占多数(图4)。各年间于都县低—低聚集型(L-L型)行政村除少量零星分布在各乡镇外，大多集中在贡江镇周边。一方面，由于贡江镇是县城驻地，集中了全县最优质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工商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另一方面，镇域内地势平坦，耕地保有量大，为规模化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基础，整体贫困程度较低。2013年，贫困发生率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西北部，到2018年该类型行政村斑块在空间上集中在县域东北部、西南部和东部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移动的同时，其空间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单个斑块聚集面积也在增大，这是由于随着减贫力度的加大，绝对贫困逐步被消除，县域内多数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县域西南部、东北部地区减贫效果不显著导致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大量聚集。2018年该类型行政村集中分布在祁禄山镇、银坑镇东南部、梓山镇东南部、黄麟乡西南部等高海拔丘陵地区。这些区域处在县域的边缘地带，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日益弱化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加之自身资源禀赋不足，人才外流现象突出，整体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的集聚程度逐渐加强。2.2 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地理探测结果
本文编号：2939432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进展. 2020年06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地形及行政区划图
本文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得到2013—2018年于都县各行政村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椭圆，计算得到椭圆的各项参数(表2，图3)。结果显示，2013—2018年，椭圆长轴增加了0.995 km，短轴缩短了0.627 km，椭圆的扁率不断增大，中心坐标向东南方向偏移，表明全县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向县域东南部聚集，各村贫困发生率的离散程度不断增强，贫困化程度及其空间聚集效应有所减弱。此外，椭圆方向角沿东北方向且不断减小，这是由于县域内地形由西北和东南两侧向中部呈坡状倾斜，中部海拔较低、坡度较缓，地理资本相对较高，而两侧受地形限制造成大量贫困人口聚集，贫困人口分布总体表现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方位角和中心坐标的变化也反映了各行政村减贫速度的差异，县域西北部的减贫效果相较于东南部更明显，县城中心的带动作用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西北部的行政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较快。相反，东南部的行政村由于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掣肘使得该区域的减贫速率相对缓慢。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于都县帮扶政策需要向东南部地区倾斜。2.1.3 农村贫困空间集聚效应
(2)局部空间集聚效应。局域空间自相关的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2013—2018年于都县农村贫困化聚集效应明显，呈空间正相关类型(H-H型、L-L型)行政村个数相较于负相关类型(H-L型、L-H型)占多数(图4)。各年间于都县低—低聚集型(L-L型)行政村除少量零星分布在各乡镇外，大多集中在贡江镇周边。一方面，由于贡江镇是县城驻地，集中了全县最优质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工商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另一方面，镇域内地势平坦，耕地保有量大，为规模化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基础，整体贫困程度较低。2013年，贫困发生率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西北部，到2018年该类型行政村斑块在空间上集中在县域东北部、西南部和东部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移动的同时，其空间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单个斑块聚集面积也在增大，这是由于随着减贫力度的加大，绝对贫困逐步被消除，县域内多数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县域西南部、东北部地区减贫效果不显著导致高—高聚集型(H-H型)行政村大量聚集。2018年该类型行政村集中分布在祁禄山镇、银坑镇东南部、梓山镇东南部、黄麟乡西南部等高海拔丘陵地区。这些区域处在县域的边缘地带，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日益弱化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加之自身资源禀赋不足，人才外流现象突出，整体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的集聚程度逐渐加强。2.2 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地理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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