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激励如何影响合作水平——基于农户公共物品田野实验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0-12-31 20:55
本文基于动态公共物品博弈架构,通过开展田野实验,分析了外生激励对不同偏好农户合作水平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第一,外生激励可以提高自利偏好群体的合作水平;第二,外生激励提升了社会偏好群体的相对合作比例,但没有改变社会偏好群体的绝对合作水平;第三,外生激励对社会偏好群体的内生激励具有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只存在于外生激励实验的初期;第四,外生激励对于合作水平的促进效果并不是质变式的改进。以上结论表明,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社会偏好的内生激励作用,同时避免不当外部激励措施产生的挤出效应。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经济. 2020年09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被试者偏好分布状况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偏好组整体上比自利偏好组具有更高的合作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社会偏好群体拥有更强的内生激励,这种内生激励能够使个体在亲社会行为中获得更高的心理满足,使得合作成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Becker,1976)。实际上,内生激励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Sanfey等(2003)、De Quervain等(2004)基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技术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偏好行为会造成其大脑相关区域的积极活跃,而这种积极活跃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活跃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社会偏好群体的合作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由内生激励引致的理性行为。在此层面上,可以认为社会偏好组较高的合作水平源于其较强的内生激励。(三)外生激励机制下的合作水平差异分析
为了直观体现外生激励对合作水平的影响,依据实验数据得到图3。从图3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偏好组,基准实验之下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高于外生激励情形下对应的平均供给水平,但是两者的差距随着实验轮次的进行在不断缩小。对两者进行Mann-Whitney检验,结果显示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z=-1.588,P=0.1123),但值得注意的是,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第1轮具有显著的差异(z=-2.767,P=0.0057),后者第1轮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显著低于前者(t=-2.8678,P=0.0029)。对于自利偏好组,基准实验之下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全面低于外生激励情形下的平均供给水平,两者的差距在实验第6轮呈现缩小态势,但随后继续呈现扩大趋势。对两者进行Mann-Whitney检验,结果显示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z=-3.782,P=0.0002),前者的均值显著小于后者(t=-13.7163,P=0.0000)。如果仅从绝对数量指标来看,外生激励的引入提升了自利偏好群体的合作水平,并且对社会偏好组第1轮的合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没有对社会偏好组的整体合作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以上分析表明:在绝对数量层面,本文的研究假设H1显著成立,而H2则在第1轮实验中显著成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J]. 刘守英,熊雪锋.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2]基于村庄治理系统困境突破的村庄治理现代化路径:一个分析框架[J]. 汪杰贵.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3]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禀赋特征、产权结构与契约选择[J]. 刘辉,周长艳.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8)
[4]集体禀赋异质性与小型农田水利公共物品参与式供给[J]. 贾小虎,马恒运,赵明正,黄璞. 农业技术经济. 2018(06)
[5]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问题与治理措施——基于文献的讨论[J]. 吴蓉,施国庆.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6)
[6]惩罚机制真能解决搭便车难题吗?——基于动态公共品实验的证据[J]. 连洪泉,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宋紫峰. 管理世界. 2013(04)
[7]收入不平等、惩罚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J]. 宋紫峰,周业安. 世界经济. 2011(10)
[8]集体行动如何可能?[J].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石美静,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9]互惠、信任与治理效率——基于比较制度实验的研究[J]. 李晓义,李建标. 南开经济研究. 2009(01)
本文编号：2950299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经济. 2020年09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被试者偏好分布状况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偏好组整体上比自利偏好组具有更高的合作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社会偏好群体拥有更强的内生激励,这种内生激励能够使个体在亲社会行为中获得更高的心理满足,使得合作成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Becker,1976)。实际上,内生激励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Sanfey等(2003)、De Quervain等(2004)基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技术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偏好行为会造成其大脑相关区域的积极活跃,而这种积极活跃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活跃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社会偏好群体的合作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由内生激励引致的理性行为。在此层面上,可以认为社会偏好组较高的合作水平源于其较强的内生激励。(三)外生激励机制下的合作水平差异分析
为了直观体现外生激励对合作水平的影响,依据实验数据得到图3。从图3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偏好组,基准实验之下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高于外生激励情形下对应的平均供给水平,但是两者的差距随着实验轮次的进行在不断缩小。对两者进行Mann-Whitney检验,结果显示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z=-1.588,P=0.1123),但值得注意的是,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第1轮具有显著的差异(z=-2.767,P=0.0057),后者第1轮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显著低于前者(t=-2.8678,P=0.0029)。对于自利偏好组,基准实验之下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全面低于外生激励情形下的平均供给水平,两者的差距在实验第6轮呈现缩小态势,但随后继续呈现扩大趋势。对两者进行Mann-Whitney检验,结果显示基准实验局和外生激励实验局的公共物品平均供给水平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z=-3.782,P=0.0002),前者的均值显著小于后者(t=-13.7163,P=0.0000)。如果仅从绝对数量指标来看,外生激励的引入提升了自利偏好群体的合作水平,并且对社会偏好组第1轮的合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没有对社会偏好组的整体合作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以上分析表明:在绝对数量层面,本文的研究假设H1显著成立,而H2则在第1轮实验中显著成立。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J]. 刘守英,熊雪锋.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2]基于村庄治理系统困境突破的村庄治理现代化路径:一个分析框架[J]. 汪杰贵.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3]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禀赋特征、产权结构与契约选择[J]. 刘辉,周长艳.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8)
[4]集体禀赋异质性与小型农田水利公共物品参与式供给[J]. 贾小虎,马恒运,赵明正,黄璞. 农业技术经济. 2018(06)
[5]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问题与治理措施——基于文献的讨论[J]. 吴蓉,施国庆.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6)
[6]惩罚机制真能解决搭便车难题吗?——基于动态公共品实验的证据[J]. 连洪泉,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宋紫峰. 管理世界. 2013(04)
[7]收入不平等、惩罚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J]. 宋紫峰,周业安. 世界经济. 2011(10)
[8]集体行动如何可能?[J].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石美静,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9]互惠、信任与治理效率——基于比较制度实验的研究[J]. 李晓义,李建标. 南开经济研究. 2009(01)
本文编号：295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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