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三线冲突”空间特征及其强度影响因素
发布时间：2021-06-13 16:20
科学划定"三线"（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有利于合理安排国土空间资源,识别"三线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可加深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区——江西省为例,通过"三线冲突强度指数"识别不同区域"三线冲突"差异,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空间特征,并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冲突类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城镇—生态、城镇—农业、生态—农业、城镇—生态—农业冲突面积分别为4305.791 km2、2892.894 km2、1845.341 km2、159.444 km2,各类型冲突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和地形位指数分别为城镇—生态、城镇—农业和生态—农业冲突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化率和距河流距离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具有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今后合理布局"三线"、实现国土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来源】：自然资源学报. 2020,35(10)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地形和范围
以四类冲突强度指数为因变量，将与因变量相关并通过共线性检验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表3），不同类型冲突强度的GWR模型较传统的OLS模型相比，其AICc分别降低了3.989、3.396、4.994、28.287个单位，R2adj分别提高了0.056、0.027、0.020、0.239个单位，表明考虑了空间非平稳性的GWR模型对研究区的冲突强度拟合优度要强于OLS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因素对冲突强度作用的局部规律，可进行下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2.4 不同类型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图4可知，对城镇—生态冲突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土地利用丰富度。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与城镇—生态冲突呈正相关关系，影响程度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强。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越大，单位土地承载的经济投入越高，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的需求更大，更容易侵占生态用地[30]；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数越大。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大的区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高，而城镇—生态的冲突本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31]；在研究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最大的区域位于中北部，即省会南昌市周边，东北部较西南部受省会城市影响更大，因此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较西南部更为敏感。土地利用丰富度与城镇—农业冲突呈负相关关系，其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一致，即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强。土地利用丰富度是表征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丰富程度，是研究区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的定量化表达[32]。在土地利用丰富度高的地区要求土地管理者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安排更为有序合理，而城镇—生态冲突的出现是土地利用安排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土地利用丰富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数越低。土地利用丰富高的地区较土地利用丰富度低的地区土地利用安排更为合理，城镇—生态冲突是土地利用安排不合理的表现之一，而研究区东北部土地利用丰富度较西南部高，所以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受土地利用丰富度的影响较西南部更为显著。2.4.2 城镇—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南方丘陵区耕地景观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J]. 韩逸,郭熙,江叶枫,饶磊,孙凯,李婕,王澜珂. 生态学报. 2019(17)
[2]基于LEI和MSPA的南昌市城市扩张类型与生态景观类型变化关联分析[J]. 赵燕如,邹自力,张晓平,危小建. 自然资源学报. 2019(04)
[3]城镇-农业-生态协调的高原湖泊流域土地利用优化[J]. 赵筱青,李思楠,谭琨,苗培培,普军伟,卢飞飞,王茜. 农业工程学报. 2019(08)
[4]基于空间决策的区域城镇发展与农业生产协调布局优化——以江西省临川区为例[J]. 赵越,罗志军,曹丽萍,钟珊,赵杰. 自然资源学报. 2019(03)
[5]新型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县级“三生空间”布局与“三线”划定[J]. 刘志超. 规划师. 2019(05)
[6]生态保护地空间重叠与发展冲突问题研究[J]. 张丽荣,孟锐,潘哲,郑姚闽,曾维华. 生态学报. 2019(04)
[7]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邢璐平,方斌,向梦杰.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02)
[8]基于GWR模型的渭北黄土旱塬粮食单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陕西彬县为例[J]. 邱孟龙,曹小曙,周建,冯小龙,高兴川. 中国农业科学. 2019(02)
[9]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 刘耀林,张扬,张琰,刘以,王好峰,刘艳芳. 地理科学进展. 2018(12)
[10]包容性视角下城镇化质量与资源利用的协调性——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J]. 于伟,赵林. 应用生态学报. 2018(12)
本文编号：3227875
【文章来源】：自然资源学报. 2020,35(10)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研究区地形和范围
以四类冲突强度指数为因变量，将与因变量相关并通过共线性检验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表3），不同类型冲突强度的GWR模型较传统的OLS模型相比，其AICc分别降低了3.989、3.396、4.994、28.287个单位，R2adj分别提高了0.056、0.027、0.020、0.239个单位，表明考虑了空间非平稳性的GWR模型对研究区的冲突强度拟合优度要强于OLS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因素对冲突强度作用的局部规律，可进行下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2.4 不同类型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图4可知，对城镇—生态冲突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土地利用丰富度。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与城镇—生态冲突呈正相关关系，影响程度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强。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越大，单位土地承载的经济投入越高，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的需求更大，更容易侵占生态用地[30]；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数越大。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大的区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高，而城镇—生态的冲突本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31]；在研究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最大的区域位于中北部，即省会南昌市周边，东北部较西南部受省会城市影响更大，因此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较西南部更为敏感。土地利用丰富度与城镇—农业冲突呈负相关关系，其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一致，即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强。土地利用丰富度是表征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丰富程度，是研究区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的定量化表达[32]。在土地利用丰富度高的地区要求土地管理者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安排更为有序合理，而城镇—生态冲突的出现是土地利用安排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土地利用丰富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数越低。土地利用丰富高的地区较土地利用丰富度低的地区土地利用安排更为合理，城镇—生态冲突是土地利用安排不合理的表现之一，而研究区东北部土地利用丰富度较西南部高，所以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受土地利用丰富度的影响较西南部更为显著。2.4.2 城镇—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南方丘陵区耕地景观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J]. 韩逸,郭熙,江叶枫,饶磊,孙凯,李婕,王澜珂. 生态学报. 2019(17)
[2]基于LEI和MSPA的南昌市城市扩张类型与生态景观类型变化关联分析[J]. 赵燕如,邹自力,张晓平,危小建. 自然资源学报. 2019(04)
[3]城镇-农业-生态协调的高原湖泊流域土地利用优化[J]. 赵筱青,李思楠,谭琨,苗培培,普军伟,卢飞飞,王茜. 农业工程学报. 2019(08)
[4]基于空间决策的区域城镇发展与农业生产协调布局优化——以江西省临川区为例[J]. 赵越,罗志军,曹丽萍,钟珊,赵杰. 自然资源学报. 2019(03)
[5]新型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县级“三生空间”布局与“三线”划定[J]. 刘志超. 规划师. 2019(05)
[6]生态保护地空间重叠与发展冲突问题研究[J]. 张丽荣,孟锐,潘哲,郑姚闽,曾维华. 生态学报. 2019(04)
[7]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邢璐平,方斌,向梦杰.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02)
[8]基于GWR模型的渭北黄土旱塬粮食单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陕西彬县为例[J]. 邱孟龙,曹小曙,周建,冯小龙,高兴川. 中国农业科学. 2019(02)
[9]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 刘耀林,张扬,张琰,刘以,王好峰,刘艳芳. 地理科学进展. 2018(12)
[10]包容性视角下城镇化质量与资源利用的协调性——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J]. 于伟,赵林. 应用生态学报. 2018(12)
本文编号：322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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