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达标“作为”:基层干部的行动逻辑——基于M县精准扶贫实践的个案
发布时间:2021-09-02 09:05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代理人,还是拥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人"。目标管理责任制虽然有效控制了基层干部的"任务清单",驱使其执行那些被赋予更高指标权重的任务目标,但在多任务叠加的基层治理环境中,基层干部通常基于任务属性和主观认知,将考核指标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作为核心目标,形成了三种相互关联的行动取向,并在实践中表现为"实绩达标"、"名义达标"、"数字达标",发展出差异化达标"作为"的行动逻辑。本文在"多因素聚合"思路下考察基层干部行为,一则强调基层干部在执行任务时受到的多种因素,同时将基层干部效用最大化作为其行动的立足点,突出行动的明确性,在影响因素与明确行动之间探寻其中的关联机制,并以M县精准扶贫为例,从经验层面予以验证。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9(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M县2015 -2016年电商交易额(万元)
图1 M县2015 -2016年电商交易额(万元)分别对比图1(a)、(b),图2(a)、(b),在开设的网店数量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前后两个月所查询到的M县和Q乡2015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数据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在8月21日查询时,M县2015年第三季度交易额为144.1万,9月查询时同一季度交易额则为4147.3万元,相差约29倍;同年第四季度交易额两次查询时分别为59.4万元、4250.1万元,相差约72倍;Q乡2015年第三季度8月21日查询时交易额为0元,9月查询时同一季度交易额为86.3万元;同年第四季度交易额两次查询分别为3.8万元、93.28万元,相差约25倍。而两次查询时M县和Q乡2016年第一、第二季度的数据均没有作任何调整。那么造成M县和Q乡2015年三、四季度交易额前后查询所发现的巨大出入的原因是什么?新修正的数据所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显然不是统计指标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如果我们分别对比图1(a)、(b)和图2(a)、(b)的数据波动变化,直观上图1(b)比图1(a)、图2(b)比图2(a)的数据波动明显平稳得多,从经验的角度看数据的变化似乎更为可信。但是我们在Q乡蹲点近一个月并没有看到有任何快递、物流来送货、取货。实际上Q乡与M县距离仅7.5公里,乡上的农民每月也都会去县城“赶集”,对于网购的需求几乎为零。很显然,Q乡的电商交易额完全是根据考核指标落实在纸上而并非是实际的交易额。县扶贫办的一位干部说道,“那些大数据本身就是错的,都是泡沫。”(41)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些数据最终被作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层层上报,成为了决策层制定下一步电商扶贫计划的参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J]. 倪星,王锐. 中国社会科学. 2018(05)
[2]正视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心态——基于602名基层干部的社会调查[J]. 朱力,袁迎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03)
[3]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 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J]. 冯猛. 社会. 2017(03)
[4]街头官僚的时间政治——以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时间为例[J]. 韩志明.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02)
[5]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J]. 倪星,王锐. 政治学研究. 2017(02)
[6]街头官僚概念的中国适用性:对中国街头官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探讨[J]. 董伟玮,李靖. 云南社会科学. 2017(01)
[7]出租车行业管制:一个街头行政议题[J]. 吕德文,刘升.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8]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J]. 周黎安. 社会. 2016(01)
[9]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J]. 周雪光. 社会. 2016(01)
[10]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J]. 吕德文. 开放时代. 2015(04)
本文编号:3378737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9(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M县2015 -2016年电商交易额(万元)
图1 M县2015 -2016年电商交易额(万元)分别对比图1(a)、(b),图2(a)、(b),在开设的网店数量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前后两个月所查询到的M县和Q乡2015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数据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在8月21日查询时,M县2015年第三季度交易额为144.1万,9月查询时同一季度交易额则为4147.3万元,相差约29倍;同年第四季度交易额两次查询时分别为59.4万元、4250.1万元,相差约72倍;Q乡2015年第三季度8月21日查询时交易额为0元,9月查询时同一季度交易额为86.3万元;同年第四季度交易额两次查询分别为3.8万元、93.28万元,相差约25倍。而两次查询时M县和Q乡2016年第一、第二季度的数据均没有作任何调整。那么造成M县和Q乡2015年三、四季度交易额前后查询所发现的巨大出入的原因是什么?新修正的数据所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显然不是统计指标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如果我们分别对比图1(a)、(b)和图2(a)、(b)的数据波动变化,直观上图1(b)比图1(a)、图2(b)比图2(a)的数据波动明显平稳得多,从经验的角度看数据的变化似乎更为可信。但是我们在Q乡蹲点近一个月并没有看到有任何快递、物流来送货、取货。实际上Q乡与M县距离仅7.5公里,乡上的农民每月也都会去县城“赶集”,对于网购的需求几乎为零。很显然,Q乡的电商交易额完全是根据考核指标落实在纸上而并非是实际的交易额。县扶贫办的一位干部说道,“那些大数据本身就是错的,都是泡沫。”(41)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些数据最终被作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层层上报,成为了决策层制定下一步电商扶贫计划的参考。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J]. 倪星,王锐. 中国社会科学. 2018(05)
[2]正视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心态——基于602名基层干部的社会调查[J]. 朱力,袁迎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03)
[3]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 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J]. 冯猛. 社会. 2017(03)
[4]街头官僚的时间政治——以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时间为例[J]. 韩志明.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02)
[5]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J]. 倪星,王锐. 政治学研究. 2017(02)
[6]街头官僚概念的中国适用性:对中国街头官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探讨[J]. 董伟玮,李靖. 云南社会科学. 2017(01)
[7]出租车行业管制:一个街头行政议题[J]. 吕德文,刘升.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8]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J]. 周黎安. 社会. 2016(01)
[9]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J]. 周雪光. 社会. 2016(01)
[10]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J]. 吕德文. 开放时代. 2015(04)
本文编号:337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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