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
【部分图文】:
表2为实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structure)在样本国家上分布相对较为均匀,解释变量技术创新(tinnovation)以及金融开放(fopen)在样本国家上分化明显。四、实证研究
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本文对衡量人均收入的变量人均GDP取对数,以此控制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表3列出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计量估计结果,其中回归(1)(2)(3)分别对应上文中介效应检验的三个计量估计模型。回归(1)中,Hausman检验的p值为0.197,故无法拒绝Hausman检验原假设“H0: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不相关”,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宜,所以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回归(1)。回归(1)显示金融开放指标显著为正,金融开放平方项指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开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开放存在一个最佳的限度,在一定限度内,金融开放程度的扩大,促进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了经济效益,金融开放程度超过最佳限度后,反而会抑制该国产业结构转型。回归(2)中,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6,故强烈拒绝Hausman检验原假设“H0: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不相关”,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合宜。后文中对于模型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均按照Hausman检验的结果来判断,与此处类似,便不再赘述。回归(2)中金融开放指标不显著,本文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Sobel检验中Z统计值为3.008,大于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0.97,因而在金融开放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存在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3)中,金融开放水平显著为正,金融开放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将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起到0.044单位的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开放指标平方项显著为负,金融开放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倒U型关系明显。控制变量中,人口结构项(age)显著为正,老年抚养比以及少年抚养比的上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原因有二:其一,一国老年抚养比以及少年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该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上升,青壮劳动力比例下降,对于制造业以及重工产业来说,人口结构程度的老龄化降低了适龄工作人口数,迫使生产效益差以及“用工荒”的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其二,一国老年抚养比以及少年抚养比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养老、教育等服务行业需求的显著提升,会刺激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调整的趋势。各国人均GDP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呈现稳健的正向作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刺激了服务行业需求的攀升,产业结构转型加快。同时,一国教育水平(education)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教育水平所带来的高技术人才,直接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一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金融相关比率(fstructure)显著为正,表明加快金融体系发展,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对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6,28]。固定资产投资项显著为负,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上升反而会抑制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房地产投资显著阻碍了地区的技术创新[29],因此,以房地产投资为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阻碍了技术创新,进而对产业结构转型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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