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0-10-21 02:25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部分图文】：

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其成为全球货币，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如图1所示。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压倒其他“边缘国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输出大国。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分工从来没有获得过足够的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匮乏是贯穿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中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家庭、宗族），其本质都是在货币短缺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分工而做出的制度设计。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在货币匮乏条件下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伟大制度试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信用化为中国通过顺差进口美元创造货币提供了可能。

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不足则等于劳动过剩，资本过剩则意味着劳动不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由于增长的两个阶段基本上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一国之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全球化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布局，“边缘国家”资本不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原本因资本短缺而过剩的劳动得以卷入全球分工。随着资本的大量涌入，“边缘国家”的就业率（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会随之变得短缺，劳动谈判能力随之提升，劳动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同步，如图2所示。而由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使得“中心国家”劳动力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趋势终止，在社会财富增加值的分配中，劳动分成的比例不断下降，如图2所示。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则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始分离；而资本则通过促使全球劳动之间展开竞争，实现了资本剩余的最大化。全球化把世界划分为四组利益不同、交叉竞争的利益集团：（1）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2）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3）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4）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全球化受益最大的是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以及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受损的则是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而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由于缺少资本，只能作为中心国家金融和高技术企业的延伸和附属。表1显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和受损的不同阶级。

正是因为中国执意要成为资本创造大国，才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而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资本，正是触发中国“百年变局”的深层动力。一旦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劳动必然不足，产业就一定要升级到资本密集阶段。全球长期以来资本剥削劳动的财富分配模式就难以为继，富裕的“中心国家”就要让渡更多的利益给“边缘国家”。因此，阻止中国成为资本大国，让中国继续为资本提供劳动，是所有“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五、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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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4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