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对中欧经济地理的影响及展望
【部分图文】:
二是以贸易畅通减少经济分割。国家疆界、贸易壁垒、资本和人口流动限制、信息技术交流限制、领土争端、地区战争等都有可能对国家间或地区间造成经济和市场分割。中欧班列通过铁路连接沿线国家,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分界,又通过贸易便利化等措施促进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推动国际市场融合,减少经济分割。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不断加强战略和政策沟通。目前,大部分中欧班列已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快速通关模式,部分中欧班列运营平台推出各具特色的便利化措施,如“蓉欧快铁”波兰保税仓库可为欧盟、俄罗斯和独联体客户提供运抵缴税及延后160天缴税的便利。[7]2020年2月24日,中国海关总署出台了加快推进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和通关便利措施实施、“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关伙伴合作计划”等十条措施助力中欧班列发展。这些减少制度分割和空间分割的便利化措施,将进一步打通沿线国家的陆路口岸,提升通关效率,减少甚至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商品和要素资源更加充分地流动,进而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自2011年3月首列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以来,中欧贸易的便利性不仅大为提高,而且贸易促进效应也逐渐显现。2019年,中国与中欧班列相关国家以铁路运输的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244.11亿和359.1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29%和13.69%(见图1)。[8]从国别来看,2019年中国与俄罗斯、德国、波兰、荷兰、法国、白俄罗斯以铁路运输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39.49亿、75.87亿、37.49亿、35.23亿、12.38亿和9.6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与中欧班列国家铁路运输进出口总额的38.84%、21.12%、10.44%、9.81%、3.45%和2.68%。[9]三是以产业聚集提高经济密度。中欧班列“磁场效应”逐步显现,提高了部分开行城市和境外到达城市的经济集中度。贸易时空距离的缩短,释放了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使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城市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枢纽,并带动了相关产业集聚。从国内看,开行城市持续以“班列站点→物流枢纽→港口(尤其是陆港)→产业体系”的路径不断升级,在提高中欧班列的带动能力的同时,助推自身在更广范围、更大空间、更高起点上集聚资源,促进当地贸易转型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开行城市,地理距离上比东部沿海地区离欧洲国家市场更近,如惠普、宏碁等一系列笔记本企业巨头因“渝新欧”落户重庆,使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蓉欧快铁”的开通和常态化运营促进了已在成都落户的戴尔、TCL、联想等企业扩大其在成都的生产基地。[10]同时,班列开行城市陆续进行的陆港建设、国家积极支持的中欧班列枢纽站点或集结中心建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开展的组货业务及内外贸货物混编运输业务等,都将进一步释放中欧班列运能,带动更多适欧适铁货源和产业的集聚,带来更大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陆港“空间溢出效应”也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从境外到达城市看,中欧班列带来的“脉动效应”也在不断增强。中欧班列境外到达城市已由中欧和西欧地区逐渐扩展至东欧、南欧和东南亚等地区。中欧班列不断促进铁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系统和海外仓建设,沿线重要城市特别是德国的汉堡、杜伊斯堡,波兰的华沙、罗兹、马拉舍维奇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逐步发展成为欧洲重要的贸易集散枢纽,带动了相关物流、贸易、服务等产业的聚集,也推动了区域贸易的形成。规模快速增长的中欧班列,初步形成了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的国际大通道,不断促进铁路运输国际贸易的增长,助推开行城市和到达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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