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回弹效应下高碳产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突变性
【部分图文】:
其余9个高碳产业的能源回弹系数均值都大于0,意味着它们全部出现了能源回弹现象。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带来了能源节约利用,能源效率改善、投入成本降低反而刺激了企业能源需求,导致能源使用量增加,即能源回弹系数大于0。其中,回弹系数最大的是其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QT),主要包括玻璃、陶瓷、建筑材料等,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房地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平稳运行,所以大量文献深入分析了其与其它产业的关联度。房地产对建筑材料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达到0.044 5,对QT整体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达到0.011 9[50]。因此,房地产对QT的直接拉动作用显著。中国经历了多轮房地产行业的过速增长,导致与之相配套的QT需求数量也呈现爆发式增长,具体表现为只追求经济绩效,而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这可能是其能源回弹系数最大的原因。相比较而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TX)系数最小。这是因为,近些年该行业在中国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投入量也小;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视环保,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并且该行业本身技术水平较高,也会减少能源投入,因此TX能源回弹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为缓解各高碳产业能源利用中出现的能源回弹效应,应首先评估能源回弹效应治理难度。为此,本文运用图1箱线图测算,如果高碳行业全距和四分位差都比较大,那么能源回弹治理相对容易。这是因为,离散度越大,表明该产业回弹率伸缩幅度越大,只要治理科学,回弹率具备大幅度下降的可能。相反,如果高碳产业全距和四分位差都比较小,那么回弹治理难度也较大。这是因为,该产业回弹率降低幅度有限,治理难度较大。
(2)高能源回弹产业回弹系数整体上出现两次极大值,分别出现在1999-2000年和2010-2011年。出现极大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应对这两个时期经济危机的政策不同。前一极值的出现可能由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引起,后者则由2008年全球危机引发。为化解1997年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配合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表现为高碳产业投资扩张。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规划了电力工业产业政策,装机容量、年发电量和电线路里程均提出扩张计划,目标分别达到2.9万亿kW、14 000亿kW·h和17.12万kW。但是,由于此次危机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拉动经济的辅助手段,因此其投资扩张有限,能源需求虽有增加,但比较克制。因此,尽管能源回弹率在1999-2000年达到一个峰值,但能源回弹幅度有限,最大值为2。图3 3类回弹系数及其均值变化趋势
图2 回弹系数聚类(3)与之相比,中国应对2008年经济衰退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发展高碳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显著。中国在2009年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S)中的钢铁和黑色金属产品。尽管规划一再强调控制生产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合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但总要求是扩大内需,拉动国内钢材和黑色金属产品消费需求,争取国际市场份额。因此,实质上还是增加了产量,这导致大量高碳产业盲目投产和增产,忽视了碳排放问题,致使能源回弹率大大提升,在2010-2011年最大值接近4。之后,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特别是提出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这也可能是从2014年开始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回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图3所示,2013年之后能源回弹率出现整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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