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传递、国际资本流动与最优托宾税率选择——基于国际资本流动两国模型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0-11-14 21:37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通过构建国际资本流动的两国模型,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背景下,实证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对原始资本流入国的影响程度要比原始资本流出国相对更高;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导致各国消费与资产价格在短期出现"超调",并造成各国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及资本积累速度下滑且难以恢复到均衡水平。现阶段我国应适时引入托宾税,并从资本流入和流出两个方面对国际资本进行管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频次,最大限度削弱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部分图文】：
基于两国DSGE模型,在假定以美国为代表的原始资本流出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引发资本外流,并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的前提下,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引发两国产出增速、消费增速、资产价格增速、劳动投入增速、债务占GDP比重、投资增速、资本积累增速以及全球利率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时间路径进行分析,若不考虑对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则宏观经济各变量偏离其稳态均衡值的百分比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图中实线代表各变量的均衡值,虚线代表变量的实际值。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对原始资本流入国产生的影响要比原始资本流出国更大。对原始资本流出国来说,当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因避险原因出现大规模外流后,能够在第1期引发本国产出增速迅速下降,在第2期产出水平达到最小,相对于均衡值降低约9%。与此同时,产出水平的降低还会引致消费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5%,资产价格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25%,劳动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5%,投资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2.5%。此后,随着原始资本流出国产出水平的逐步稳定与恢复,国际资本从第2期后开始重新回流,相关变量逐渐恢复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均衡水平。对原始资本流入国而言,在外部因素冲击下,本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发生改变,国际资本流入在第3期开始发生逆转,由此造成本国产出增速、消费增速、资产价格增速、劳动增速、投资增速在同期相对于均衡值出现快速下降,各变量在第4期达最小。其中,产出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约9%,消费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7%,资产价格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30%,劳动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5%,投资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约15%,随后各变量增速将随本国宏观经济的逐步稳定。对比原始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相关变量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原始资本流入国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三)宏观审慎政策下的最优托宾税率选择对于一国宏观决策部门而言,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引入托宾税,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调节工具能够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有效抑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利用Matlab软件编程分析发现,当一国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稳定状态时,若对国际资本流动双向征收托宾税,可以在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时,使其所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从而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过程中达到最优调控效果。若当一国因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而出现经济衰退时,最优托宾税率不但应随产出水平的降低而降低,还应超前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下浮而进行下调,以鼓励国际投资者将资本留在本国,最优托宾税率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最优托宾税率应介于0.25%至1.7%之间。当一国在遭遇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引发经济衰退时,最优托宾税率可从1.7%降低至0.25%,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恢复过程中,最优托宾税又逐渐增加至1.7%。与此相对应,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将在滞后2期后从2.7%的均衡利率水平降低至0.2%,并在经济增长恢复中逐步攀升,直至接近于均衡值。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一国利用最优托宾税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管控,若对国际资本流动双向征收托宾税,在遭遇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时,与不征收托宾税相对比,当本国债务规模在达到最低点后其下降速度可以减少2%,消费下降速度可减少0.7%,投资下降速度可减少4%,资产价格下降速度可减少15%,资本积累下降速度可减少0.8%,劳动投入下降速度可减少0.7%,产出下降速度可减少0.2%,进而可以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下降幅度减少1%。如图3所示,图中实线代表宏观决策部门利用传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最优托宾税进行组合,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效果;虚线代表宏观决策部门仅利用传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干预,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效果。五、结论与启示
【相似文献】
本文编号：2883977
【部分图文】：
基于两国DSGE模型,在假定以美国为代表的原始资本流出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引发资本外流,并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的前提下,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引发两国产出增速、消费增速、资产价格增速、劳动投入增速、债务占GDP比重、投资增速、资本积累增速以及全球利率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时间路径进行分析,若不考虑对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则宏观经济各变量偏离其稳态均衡值的百分比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图中实线代表各变量的均衡值,虚线代表变量的实际值。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对原始资本流入国产生的影响要比原始资本流出国更大。对原始资本流出国来说,当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国际资本因避险原因出现大规模外流后,能够在第1期引发本国产出增速迅速下降,在第2期产出水平达到最小,相对于均衡值降低约9%。与此同时,产出水平的降低还会引致消费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5%,资产价格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25%,劳动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5%,投资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2.5%。此后,随着原始资本流出国产出水平的逐步稳定与恢复,国际资本从第2期后开始重新回流,相关变量逐渐恢复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均衡水平。对原始资本流入国而言,在外部因素冲击下,本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发生改变,国际资本流入在第3期开始发生逆转,由此造成本国产出增速、消费增速、资产价格增速、劳动增速、投资增速在同期相对于均衡值出现快速下降,各变量在第4期达最小。其中,产出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约9%,消费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17%,资产价格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30%,劳动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5%,投资增速相对于均衡值下降约15%,随后各变量增速将随本国宏观经济的逐步稳定。对比原始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相关变量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原始资本流入国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三)宏观审慎政策下的最优托宾税率选择对于一国宏观决策部门而言,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引入托宾税,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调节工具能够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有效抑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利用Matlab软件编程分析发现,当一国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稳定状态时,若对国际资本流动双向征收托宾税,可以在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时,使其所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从而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过程中达到最优调控效果。若当一国因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而出现经济衰退时,最优托宾税率不但应随产出水平的降低而降低,还应超前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下浮而进行下调,以鼓励国际投资者将资本留在本国,最优托宾税率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最优托宾税率应介于0.25%至1.7%之间。当一国在遭遇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引发经济衰退时,最优托宾税率可从1.7%降低至0.25%,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恢复过程中,最优托宾税又逐渐增加至1.7%。与此相对应,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将在滞后2期后从2.7%的均衡利率水平降低至0.2%,并在经济增长恢复中逐步攀升,直至接近于均衡值。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一国利用最优托宾税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管控,若对国际资本流动双向征收托宾税,在遭遇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时,与不征收托宾税相对比,当本国债务规模在达到最低点后其下降速度可以减少2%,消费下降速度可减少0.7%,投资下降速度可减少4%,资产价格下降速度可减少15%,资本积累下降速度可减少0.8%,劳动投入下降速度可减少0.7%,产出下降速度可减少0.2%,进而可以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下降幅度减少1%。如图3所示,图中实线代表宏观决策部门利用传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最优托宾税进行组合,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效果;虚线代表宏观决策部门仅利用传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干预,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效果。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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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8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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