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企业储蓄和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发现
发布时间：2020-12-05 16:38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令人费解且着迷的非同寻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之谜"。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之谜"中高储蓄和低劳动收入份额并存的典型失衡事实?我们从融资约束和企业储蓄这一视角重新对这一现象加以解读。本文所提出的观点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得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储蓄"挤占"劳动者报酬来进行内源性融资,这使得储蓄率不断上升、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且持续下降。本文的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理论逻辑。进而,我们构建了一个描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模型,模型校准与定量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加快与最终结束,中国的储蓄率将在达到顶峰后下降,而劳动收入份额则会触底回升。
【文章来源】：宏观质量研究. 2020年02期 第75-94页 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1992-2017年间中国各部门储蓄的变化情况
同时,我们还需要分析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试图发现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否也处于下降的通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考察各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通过图4可以发现,在政府储蓄增加的同时,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却由1993年的64.2%上升至2017年的87.15%。对照图3和图4,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偏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主要是企业部门的问题,而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则没有这样的问题。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较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跟企业部门储蓄大幅上升是并行的。那么,到底二者之间关系存在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呢?三、融资约束和企业储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令人费解且着迷的非同寻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之谜”。“中国之谜”表现为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以及伴随着较低且持续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这一系列曾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很难使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其中两个重要的维度即为高储蓄和低劳动收入份额,图1反映的是两者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93-2017年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为44.94%,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绝对水平上,在相对水平上亦有所表现,同时还超过同一历史发展水平的国家(1),其中超过韩国大约10余个百分点,超过新加坡近20个百分点。根据GDP的支出法进行测算,2008-2011年中国的储蓄率均到达惊人的51%,连续3年超过了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可谓世界之最(2),而且史无前例。这通常被定义为“中国储蓄之谜”(Yang et al.,2011)。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处于偏低且持续下降通道(Bai & Qian,2009;Song et al.,2011;Minami& Hondai,1995;李稻葵等,2009),如图1所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由1993年的52%下降到2007年的39%,虽然其在2007-2017年略有上升,但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远远低于国际上55%-65%的平均水平(Gollin,2002)。此外,图1还揭示,储蓄率的上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似乎存在着同步变化的趋势。学术界对高储蓄与低劳动收入份额这两大典型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首先,就高储蓄的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居民储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预防性储蓄动机(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施建准和朱海婷,2004;Meng,2003;Chamon & Prasad,2008;姚东旻,2019)、融资约束(江静,2014;徐丽芳等,2017)、流动性约束(万广华等2001;Wen,2009)、消费习惯(龙志和等,2002;艾春荣和汪伟,2008)、目标性消费(余永定和李军,2000;汪伟和郭新强,2011)、生育政策和结构等(Kraay,2000;Mondigliani & Cao,2004;Wei & Zhang,2009;汪伟,2009、2010)、农业劳动力转移(张勋等,2014)、幸福经济学分析框架(何强和董志勇,2016)。上述文献对解读中国居民储蓄过高原因是重要的,但就国民储蓄(3)而言,从1992年到2018年底这20多年时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至45.7%以上,但居民储蓄基本没有改变,而企业储蓄则翻了一番。所以,仅仅分析居民储蓄升高的原因而忽略企业储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做法。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J]. 周茂,陆毅,李雨浓. 经济研究. 2018(11)
[2]金融抑制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来自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林志帆,赵秋运. 中国经济问题. 2015(06)
[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J]. 赵秋运,张建武. 金融研究. 2013(12)
[4]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 汪伟,郭新强,艾春荣. 经济研究. 2013 (11)
[5]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来自我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邵敏,包群,叶宁华. 经济学(季刊). 2013(03)
[6]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J]. 柳庆刚,姚洋. 世界经济. 2012(12)
[7]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 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 南开经济研究. 2012(04)
[8]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J]. 魏下海,董志强,赵秋运. 南开经济研究. 2012(02)
[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J]. 罗长远,张军.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9(04)
[10]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白重恩,钱震杰. 经济研究. 2009(03)
博士论文
[1]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竞争、国家能力和结构失衡[D]. 柳庆刚.北京大学 2013
本文编号：2899755
【文章来源】：宏观质量研究. 2020年02期 第75-94页 CSSCI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1992-2017年间中国各部门储蓄的变化情况
同时,我们还需要分析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试图发现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否也处于下降的通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考察各个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通过图4可以发现,在政府储蓄增加的同时,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却由1993年的64.2%上升至2017年的87.15%。对照图3和图4,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偏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主要是企业部门的问题,而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则没有这样的问题。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较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跟企业部门储蓄大幅上升是并行的。那么,到底二者之间关系存在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呢?三、融资约束和企业储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令人费解且着迷的非同寻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之谜”。“中国之谜”表现为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以及伴随着较低且持续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率,这一系列曾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很难使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其中两个重要的维度即为高储蓄和低劳动收入份额,图1反映的是两者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93-2017年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为44.94%,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绝对水平上,在相对水平上亦有所表现,同时还超过同一历史发展水平的国家(1),其中超过韩国大约10余个百分点,超过新加坡近20个百分点。根据GDP的支出法进行测算,2008-2011年中国的储蓄率均到达惊人的51%,连续3年超过了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可谓世界之最(2),而且史无前例。这通常被定义为“中国储蓄之谜”(Yang et al.,2011)。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处于偏低且持续下降通道(Bai & Qian,2009;Song et al.,2011;Minami& Hondai,1995;李稻葵等,2009),如图1所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由1993年的52%下降到2007年的39%,虽然其在2007-2017年略有上升,但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远远低于国际上55%-65%的平均水平(Gollin,2002)。此外,图1还揭示,储蓄率的上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似乎存在着同步变化的趋势。学术界对高储蓄与低劳动收入份额这两大典型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首先,就高储蓄的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居民储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预防性储蓄动机(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施建准和朱海婷,2004;Meng,2003;Chamon & Prasad,2008;姚东旻,2019)、融资约束(江静,2014;徐丽芳等,2017)、流动性约束(万广华等2001;Wen,2009)、消费习惯(龙志和等,2002;艾春荣和汪伟,2008)、目标性消费(余永定和李军,2000;汪伟和郭新强,2011)、生育政策和结构等(Kraay,2000;Mondigliani & Cao,2004;Wei & Zhang,2009;汪伟,2009、2010)、农业劳动力转移(张勋等,2014)、幸福经济学分析框架(何强和董志勇,2016)。上述文献对解读中国居民储蓄过高原因是重要的,但就国民储蓄(3)而言,从1992年到2018年底这20多年时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至45.7%以上,但居民储蓄基本没有改变,而企业储蓄则翻了一番。所以,仅仅分析居民储蓄升高的原因而忽略企业储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做法。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J]. 周茂,陆毅,李雨浓. 经济研究. 2018(11)
[2]金融抑制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来自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林志帆,赵秋运. 中国经济问题. 2015(06)
[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J]. 赵秋运,张建武. 金融研究. 2013(12)
[4]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 汪伟,郭新强,艾春荣. 经济研究. 2013 (11)
[5]信贷融资约束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来自我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邵敏,包群,叶宁华. 经济学(季刊). 2013(03)
[6]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J]. 柳庆刚,姚洋. 世界经济. 2012(12)
[7]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 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 南开经济研究. 2012(04)
[8]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J]. 魏下海,董志强,赵秋运. 南开经济研究. 2012(02)
[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J]. 罗长远,张军.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9(04)
[10]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白重恩,钱震杰. 经济研究. 2009(03)
博士论文
[1]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竞争、国家能力和结构失衡[D]. 柳庆刚.北京大学 2013
本文编号：289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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