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八大综合经济区视角
发布时间：2021-06-19 17:56
文章紧扣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框架,构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八大综合经济区作为地域单元,综合测算1996-2017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各子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始终未能突破不协调临界线;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且一直处于不协调临界线上方,东部沿海经济区从2014年开始处于较为协调阶段,其余经济区始终处于不协调阶段;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服务系统协调的影响程度次之但显著为负,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系统协调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据此,提出要通过强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区域公共服务质量以及推动区域开放合作交流来促进新时代我国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华东经济管理. 2020,34(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我国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位列第三，为0.572 7，且呈先不断上升（1996-2002年）、再不断下降（2002-2008年）、后逐渐上升（2008-2017年）的斜“N”型变化态势（见图2）。该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趋于提高，从1996年的0.522 8提升到2017年的0.590 0，比较接近0.6的不协调临界线。说明近年来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西南、大西北等落后地区为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不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与我国沿海地区差异不断缩小，但距离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的目标仍有显著差距。生态环境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位列第四，为0.488 2，且呈斜“W”型变化态势（见图2）。2010-2017年从0.445 3升至0.537 3，说明“十一五”规划以来，在一系列环保“组合拳”的作用下，各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绿色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各区域污染治理投入规模和治理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致使生态环境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不协调阶段。经济发展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最低，为0.481 3，且呈先不断降低（1996-2000年）、再持续上升（2000-2017年）的“U”型变化态势（见图2）。该系统区域协调度虽增势明显但仍始终处于不协调阶段，说明自2000年成功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特征，使得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从绝对水平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区域间差异依然较大。2. 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我国整体区域发展协调水平呈先总体上升（1996-2003年）、再下降（2003-2006年）、再上升（2006-2008年）、再下降（2008-2010年）、后总体上升（2010-2017年）的斜“W”型上升趋势（见图3）。按照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可将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1996-2000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494 4；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515 0；第三阶段（2012-2017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558 5。据此可以判定，自“九五”计划以来，我国出台了众多地方性和国家级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和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逐渐缩小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驱动我国区域发展趋向协调。与此同时，从图3可以得到另一个事实，即1996-2017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尽管取得积极成效，但协调水平始终处在不协调临界线下方，表明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通过对比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情况，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突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比如，2017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分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人均GDP的2.72和2.46倍，2017年人均GDP最高的北京市与最低的甘肃省的差距更是达到4.52倍。第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明显，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各区域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但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依然存在，如医疗方面，2017年，辽宁、黑龙江、湖南、重庆、四川及贵州的医疗机构床位与医师比均大于1，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区均在0.8以下；教育方面，2017年，江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初中生师比均超过14，而北京、天津等地区均在10以下。第三，区域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如交通方面，2017年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公路网密度分别为138.41和135.56公里/百平方公里，而西北、黄河中游以及东北地区仅为15.26、45.83和48.69公里/百平方公里；通信方面，2017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沿海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5%，而云南、甘肃、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均在46%以下。第四，人民生活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如2017年，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西北地区的1.7和2.3倍。第五，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我国沿海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25]，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依赖程度高，工业结构中以重化工业为主，对环境易产生较大污染，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资源消耗程度较高。其中，单位GDP电力消费量的前5名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和甘肃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单位GDP工业固废排放量的前10名中有7个是西部省区市；单位GDP废水排放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也多是西部省区市，其中云南、广西、重庆和青海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二）地区层面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时代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评述[J]. 夏添,孙久文,宋准. 经济学家. 2019(09)
[2]基于熵值法的东海区海洋产业综合评价研究[J]. 郑珍远,刘婧,李悦. 华东经济管理. 2019(09)
[3]产业升级、农业结构调整与县域农民收入——基于福建省58个县域面板数据的研究[J]. 王海平,周江梅,林国华,陈志峰. 华东经济管理. 2019(08)
[4]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战略内涵、机理及路径[J]. 廖耀华,徐凯赟. 宁夏社会科学. 2019(03)
[5]“以人为本”价值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与维度研究[J]. 王曙光,李金耀,章力丹. 商业研究. 2019(03)
[6]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 王继源.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3)
[7]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J]. 陆铭,李杰伟,韩立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1)
[8]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动力机制[J]. 刘志彪,陈柳. 改革. 2018(12)
[9]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GMM实证分析[J]. 吴穹,仲伟周. 河南社会科学. 2018(10)
[10]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与创新[J]. 孙久文.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本文编号：3238275
【文章来源】：华东经济管理. 2020,34(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我国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基础设施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位列第三，为0.572 7，且呈先不断上升（1996-2002年）、再不断下降（2002-2008年）、后逐渐上升（2008-2017年）的斜“N”型变化态势（见图2）。该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趋于提高，从1996年的0.522 8提升到2017年的0.590 0，比较接近0.6的不协调临界线。说明近年来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西南、大西北等落后地区为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不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与我国沿海地区差异不断缩小，但距离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的目标仍有显著差距。生态环境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位列第四，为0.488 2，且呈斜“W”型变化态势（见图2）。2010-2017年从0.445 3升至0.537 3，说明“十一五”规划以来，在一系列环保“组合拳”的作用下，各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绿色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各区域污染治理投入规模和治理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致使生态环境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不协调阶段。经济发展系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最低，为0.481 3，且呈先不断降低（1996-2000年）、再持续上升（2000-2017年）的“U”型变化态势（见图2）。该系统区域协调度虽增势明显但仍始终处于不协调阶段，说明自2000年成功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特征，使得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从绝对水平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区域间差异依然较大。2. 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我国整体区域发展协调水平呈先总体上升（1996-2003年）、再下降（2003-2006年）、再上升（2006-2008年）、再下降（2008-2010年）、后总体上升（2010-2017年）的斜“W”型上升趋势（见图3）。按照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可将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1996-2000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494 4；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515 0；第三阶段（2012-2017年）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期，该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558 5。据此可以判定，自“九五”计划以来，我国出台了众多地方性和国家级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和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逐渐缩小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驱动我国区域发展趋向协调。与此同时，从图3可以得到另一个事实，即1996-2017年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尽管取得积极成效，但协调水平始终处在不协调临界线下方，表明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通过对比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情况，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突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比如，2017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分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人均GDP的2.72和2.46倍，2017年人均GDP最高的北京市与最低的甘肃省的差距更是达到4.52倍。第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明显，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各区域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但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依然存在，如医疗方面，2017年，辽宁、黑龙江、湖南、重庆、四川及贵州的医疗机构床位与医师比均大于1，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区均在0.8以下；教育方面，2017年，江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初中生师比均超过14，而北京、天津等地区均在10以下。第三，区域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如交通方面，2017年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公路网密度分别为138.41和135.56公里/百平方公里，而西北、黄河中游以及东北地区仅为15.26、45.83和48.69公里/百平方公里；通信方面，2017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沿海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5%，而云南、甘肃、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均在46%以下。第四，人民生活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如2017年，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西北地区的1.7和2.3倍。第五，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我国沿海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25]，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依赖程度高，工业结构中以重化工业为主，对环境易产生较大污染，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资源消耗程度较高。其中，单位GDP电力消费量的前5名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和甘肃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单位GDP工业固废排放量的前10名中有7个是西部省区市；单位GDP废水排放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也多是西部省区市，其中云南、广西、重庆和青海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二）地区层面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时代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评述[J]. 夏添,孙久文,宋准. 经济学家. 2019(09)
[2]基于熵值法的东海区海洋产业综合评价研究[J]. 郑珍远,刘婧,李悦. 华东经济管理. 2019(09)
[3]产业升级、农业结构调整与县域农民收入——基于福建省58个县域面板数据的研究[J]. 王海平,周江梅,林国华,陈志峰. 华东经济管理. 2019(08)
[4]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战略内涵、机理及路径[J]. 廖耀华,徐凯赟. 宁夏社会科学. 2019(03)
[5]“以人为本”价值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与维度研究[J]. 王曙光,李金耀,章力丹. 商业研究. 2019(03)
[6]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 王继源.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3)
[7]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J]. 陆铭,李杰伟,韩立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01)
[8]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动力机制[J]. 刘志彪,陈柳. 改革. 2018(12)
[9]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GMM实证分析[J]. 吴穹,仲伟周. 河南社会科学. 2018(10)
[10]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发展与创新[J]. 孙久文.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本文编号：323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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