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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

来源:公司法律资讯网 | 发布时间:2016-1-20 | 浏览次数：

法定资本的概念虽一直存在争议，但其至少包含以下功能：其一，规定必须投入公司的最低资本；其二，当净资产低于所投资本价值时，限制公司向股东转让财产。传统上，股东须向公司投入并由公司维持的资本被称为“法定资本”，它涉及股东出资及公司向股东的分配，与此相关的规则被称为“法定资本规则”。法定资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债权人，该目的通过设计最低初始投资资本、许可外流的最大资本及公司存续时须维持的资本水平得以实现。法定资本的功能主要有：其一，防止公司滥设；其二，为公司运营提供物质基础；其三，充当债权人的安全保障。

在英美法中，都曾有法定资本的影子，它们都在某些时期采纳了最低资本（或资本实缴制）的要求，甚至还保留着“资本维持”规则。或者说，全世界只有一种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法定资本的“规则体系”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重在规范公司设立初的最低资本（如传统大陆法系及早期英国和美国各州）；而在另一些国家，则重在规范公司成立后的“财产支出行为”（如现代美国各州）；有些国家，将法定资本规则安排在公司法中（例如欧陆），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同时将其安排在破产法等法律中（如现代美国），等等。法定资本的本质，是确保公司有从事营利活动的原始资金、防止公司滥设及危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一种法律机制。首先，法定资本是一种多元的、并非固定不变的结构。它总是试图规范三类事项：一是规范公司成立前，股东的最低出资；二是规范公司成立前，股东最低出资是否实缴；三是规范公司成立后，公司财产向股东之流转。最低资本只是法定资本的外衣，法定资本制的本质乃透过资本维持保护债权人利益。其次，法定资本是一种复杂的规范系统。它甚至并非公司法的专利，公司法、会计法及破产法都可能规范法定资本。法定资本制改革须关注法律体系中那些其依赖的、相关的规则。任何单向度的局部修改都可能导致降低交易安全的保护水平。在中国，若只是单向度地在公司法中推行法定资本改革，我们就只学到了美国法的片面表象而非其全部。最后，法定资本的债权人保护功能常被误解或放大。赋予法定资本过高的期望，是因为我们误解了法律的功能。法定资本虽未必能对债权人给予切实保护，但其本身有“过滤违法”的功能，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使大量可能诈害债权人的违法行为被过滤。

资本认缴制在合同、经济和文化三种逻辑上存在欠缺。从合同逻辑上看，资本认缴制实际上是承诺缴纳制，该制的功效基础是合约信用，其效果取决于一国合约信用状况。若合约信用欠缺，则资本认缴制极有可能失败或实施成本高昂。而在中国，，合约缴纳之合同信用基础十分欠缺，这可从三方面得到反映：法院处理的民商事纠纷数量、案件强制执行状况及出资瑕疵纠纷数量。合约信用差是否意味着一定不能采纳以合约为基础的认缴资本制？答案没有这么简单。在合同法领域，允许合约逻辑继续存在的前提是，法律设定了安全履约的其他保障机制，可当我们强力推行认缴资本制时，并无此种“体系调整”的思维，法律未专门为认缴资本制之履行设计充分的安全保障机制，这才是问题所在。从经济逻辑上看，对法定资本最直接的批评是，最低资本给公司设立造成障碍、导致资本闲置。为此，我们可以观察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比较企业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国民收入状况，以观察法定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否对投资人的经济力形成一种无法忍受的障碍。从结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从文化逻辑上看，资本认缴制是适应诚信文化的资本制度，其在我国欠缺相应的文化基础。我国文化有一种求大倾向，这种倾向会助长商业不诚信行为。因此，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严格管制，可以削减“求大文化”的负面影响。然，不加拘束的资本认缴制，扩张了“求大文化”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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