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南京廖华

  本文关键词：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12年10月

第10期（总295期）ChinaIndustrialEconomicsOct.，2012No．10

【国民经济】

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毛丰付，潘加顺

310018）（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

[摘要]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劳动产出效率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

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平稳期假定做出的，这与中国当前发展情境不符。本文在城市产出总量函数中引入了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考察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关键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本文发现：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并且呈现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总体上看，资本深化的作用最大但呈缓慢下降态势，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的作用为正且呈“倒U型”变动，而人口集聚呈“规模报酬递增”，要素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减”现象。

[关键词]资本深化；工业化；城市规模；城市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2）10-0032-13

一、问题提出

得益于新兴工业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正在成为一个城市世界（Glaser，2011）。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规模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英国的100倍，发展速度是其10倍（MGI，2012），已经进入由工业化主导发展转向城市化主导发展的城市化发展中期。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城市的空间形态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变迁历程。认真总结这二十几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不仅对中国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城市化质量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为理论上探索城市化发展规律提供中国经验和案例。

目前一些广为引用的国外城市经济研究文献，考察的对象多数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平稳期的城市，比如在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很少从宏观上考察城市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形态等长期处于稳态的现实有关。然而在研究中国城市产出效率时如果不考虑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可能是不合适的（何大安，2011）。毕竟，目前处于波澜壮阔城市变迁中期的中国城市与国外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平稳期的城市存在显

[收稿日期]2012-09-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住房政策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机制及政策模拟：基于获取能力的视角”（批准号7127323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市场分割视角的住房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为例”（批准号Y7100681）。

[作者简介]毛丰付（1974—），男，辽宁瓦房店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潘加顺（1990—），男，福建南安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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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差异。通过国外城市发展历史和中国城市发展现实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主导力量和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资本、劳动、产业结构等因素在城市成长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作用和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吕政等，2005；金碚等，2011）。如果在城市总量函数的分析中包含这些因素将更有利于研究我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变化规律和城市生产率水平变迁的影响因素，这一点却被不少国内相关研究所忽视。

本文首先讨论了国内外关于城市产出问题基本假定条件的差异，选择了包含资本存量的城市总量生产函数，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产业结构和集聚程度变量，利用该模型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变动情况进行分析。随后，我们借鉴单豪杰（2008）等的研究方法估算了中国1995—2010年城市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综合利用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从时间、区域和行政层级等方面估算了城市规模报酬、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的资本存量数量、产业结构等因素确实对城市产出效率有显著作用，并且这些重要变量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显著的趋势性变化。最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城市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发展方向：一是从城市经济总量角度考察城市生产率的提升，重点放在城市规模或经济活动密度对产出的影响。二是产业层面的研究，主要利用产业或企业层面数据，验证城市产业结构和企业集聚活动对城市产出效率的影响。三是从劳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把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四是从贸易活动的角度研究城市生产率的提高机理。当然以上几个方向也在互相影响、彼此渗透。比如城市经济总量层面的研究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可以相互印证，产业层面和劳动力层面的效率提升都可以归因于分享、学习和匹配等（Durantou，Puga，2004），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验证也多数是通过产业层面展开的。

国内关于城市产出效率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了国外相关研究的思路，多数研究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利用国内产业和企业层面（特别是制造业）数据的研究（范剑勇，李方文，2011）。利用城市经济总量研究城市产出效率的文章，主要是从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多使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计量方法分析，后者多不设定具体函数形式，采用DEA方法分析（邵军，徐康宁，2010）。从现有的文献看，此类研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模型和变量的设计以及数据匹配等（刘修岩，200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键变量，比如城市资本存量等，由于无法直接获得或者估算较复杂（金相郁，2006），往往在一些研究中被回避。

在利用总量函数研究城市产出效率的问题上，国内多数文章都是以CicconeandHall（1996）所构建的关于城市经济密度的城市劳动生产率模型为基础的（范剑勇，2006；刘修岩，2007）。CicconeandHall的模型有一个关键假定：资本需求与城市产出间存在一个固定比例，因此可以将城市资本存量从生产函数中消去。如上文所述，该模型的这一假定是基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平稳期的现实做出的，在中国当前城市快速发展变迁的环境下，这一假定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回到Henderson（1974）、Sveikauskas（1975）等早期的建模传统，这些研究很多是针对发达国家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问题展开的，在不假定城市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构建城市生产函数。

城市生产函数可以采用产出关于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双要素投入函数表示如下：

·）f（Ki，Li）Yi=A（（1）

其中Yi表示第i个城市的产出，Ki，Li分别表示相应的资本与劳动的直接投入，A（·）则表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至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A（·）的决定因素，本文着重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在研究城市人均产出的文献中，Handerson（1986）和Hanson（2005）等将城市规模变量引33

入A（·）函数，以研究城市规模外部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也有文献从城市人口与产业集聚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经济）密度引入A（·）函数来研究集聚对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当城市行政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城市规模与经济密度的变化趋势应当趋于一致。但是中国在21世纪初期曾有不少城市行政区面积做了较大调整，因此从中国的现实看，城市人口数量是衡量集聚更合适的指标。

第二，国内关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不少文献认为第三产业作用最显著，有的假定城市劳动生产率为第三产业占比的单调函数（曹吉云，2007）。实际上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贡献不可或缺，城市主要的技术进步是发生在工业，而不是发生在服务业（李钢等，2011）。在工业化先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选用工业化水平比第三产业比重更符合实际。这说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确实可能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在全要素生产函数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

我们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引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函数，，式（1）可以转化为：

（2）Yi=A（ISi，Ni）f（Ki，Li）

其中ISi表示第i个城市的产业结构；Ni表示第i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为便于分析，假设公式（2）右边f（Ki，Li）函数以C-D函数的形式出现，函数A（ISi，Ni）以幂指数的形式出现，则式（1）可以具体表述为：

Yi=Aie（a1lnISi+a2lnNi）KiLiαβ（3）式中Ai表示其他影响第i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现有文献在研究城市经济的问题上，通常通过假定城市规模报酬递增，即α+β＞1，来解释城市的集聚现象。然而，规模报酬递增在我国是否真的存在呢？从现有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对城市规模报酬情况进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并不强制限定α+β=1，而是通过实证检验研究城市产出增长中是否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因此本文假定α+β=λ。

目前多数研究均采用劳均产出，即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城市产出效率的度量指标。为了研究城市劳动生产率，将式（3）等价地变形为：

Yi/Li=Aie（a1lnISi+a2lnNi）KiLi/Li=Aieαβ（a1lnISi+a2lnNi）（Ki/Li）Liαλ-1（4）

（5）将时间维度引入公式（4），并取对数后得到面板计量模型如下：ln（Y/L）it=lnAit+a1lnISit+a2lnNit+αln（K/L）it+（λ-1）lnLit

式（5）表明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包括：以劳均资本存量表征的资本深化，以总劳动力人数弹性表征的要素规模报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又包括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的解释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的框架之下。相关的实证研究的重点在于人口在一个地区的集中，即采用经济密度来衡量集聚的外部性，却很少进行城市经济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实证检验。如果采用城市产出分析的框架，我们难以探讨城市经济是否存在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然而采用劳均生产率模型，只需关注总劳动力人数系数的正负号与显著性，我们就可以判别出城市经济是否存在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当Lit的系数不显著的时候，说明城市存在要素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当系数显著的时候，又分为两种情况，λ-1＞0表明城市存在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λ-1＜0表明城市存在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

三、我国城市主要总量数据的趋势性描述

本文没有特别说明的数据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201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995—2010年期间，我们城市数据统计口径做过两次重大调整。一次是1998年起对“就业人员数量”的口径做了调整，从“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调整为“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其劳动力的涵盖34

范围大为缩小。另一次是2003年城市行业分类数据做过一次调整，因此利用分行业数据的研究一般只能从2003年开始（李金滟，宋德勇，2008）。早期的城市经验研究较多采用地区全域数据，既包括城市市辖区数据，也包括所辖县市与乡镇数据。然而城市一般被定义为人口密度超过某一临界值的区域，而地区全域数据相比于城市市辖区数据，无疑不符合城市的定义。使用地区全域数据将低估城市集聚对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因此本文所有城市数据的统计口径均指城市市辖区数据。

与西方城市发展不同，中国城市一直以来首先是地方政治中心和行政管理功能载体，然后才是区域经济中心和商业聚集地（赵冈，2006）。城市的行政层级在再分配资源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蔡昉，都阳，2003；Henderson，2007；陆铭等，2011）。城市行政层级是城市行政体制的典型特征。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行政控制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在政治结构中与决策者的距离和谈判能力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对政府决策和城市自身发展有显著影响。本文在描述时，除了总量指标，还按照行政层级分组给出了数据描述。地级以上城市的行政级别主要是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三级，由于省会城市的特殊性，我们也把非副省级城市的地级省会城市列出，共分成四级。

1.城市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是刻画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实证研究通常采用人口规模来衡量城市的集聚程度，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则表明其集聚程度越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十分迅速，1995年全国城市平均人口为95.6万人，2010年达到135.9万人。其中东部城市平均人口从117.15万人，增加到186.09万人，平均增长率为59%；中部城市平均人口从79.84万人，增加到107.42万人，增长率为35%；西部城市平均人口从92.93万人增加到121.60万人，增长率为31%。相对而言，东部的发展速度最快，中部次之，西部的发展相对缓慢。按不同行政层级来刻画中国城市人口规模，15年当中，直辖市平均人口规模从707.67万人增加到1220.07万人，平均增长率为72%；副省级市从176.36万人增加到293.74万人，增长率为67%；省会城市从104.11万人增加到179.41万人，增长率为72%；其他地级市从84.2万人增加到115.29万人，增长率为37%。这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发展速度最快，副省级市次之，而其他地级市的增长速度大约只有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一半。从上述数据中还可以很直观地发现，中国城市结构体系扁平化特征十分突出（王小鲁，2010；范剑勇，李方文，2011），缺少400万—1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2.劳动力数量

本文使用的城市总劳动力人口数量既包括单位从业人员，也包括城镇私营企业与个体从业者。这是因为在国内研究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文献中，经常使用单位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城市劳动力数量的衡量指标。该统计口径不包括城镇私营企业与个体从业者。应当注意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劳动力结构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我国单位从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企业与个体从业者在总劳动力人数中所占比重1995年分别约为95%和5%，到2010年则分别约为55%和45%，从原来的单位从业人员占主导地位，逐渐转化为单位从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与个体从业者并重的现状。因此在研究城市劳动生产率问题上，2000年之后采用单位从业人员和“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数据来替代城市总劳动力数量将存在较大偏差。

1995—2010年期间，我国城市总劳动人口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考虑到1998年的统计口径调整，倘若以1998年为基期，那么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与其他地级市的平均总劳动力人口数分别增加了49%、81%、80%、50%与42%。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城市动力数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表现尤其突出。

3.城市劳均生产率

劳均生产率为城市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城市总劳动力数量。由于缺乏城市价格指数的数据，城市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城市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根据所在省份的价格指数折算为2000年价格。如图1所示，采用城市市辖区口径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呈现大幅上升趋势。全国平均城市劳均产出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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