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学术前沿通讯

  本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13年，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在贸易、货币金融、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在一些相对前沿的领域，也有可观的研究综述发表。鉴于我所已经成立了全球治理研究室，为避免重复，本年（及以后年度）IPE综述不再包括治理方面的内容（包括全球治理机制、气候治理、环境治理、水问题治理等等）。与国际IPE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研究更偏重于案例分析，基于数量分析和实地调查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个人研究，合作研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如下。

一、国内研究扫描

1.国际贸易及贸易合作的政治经济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计广研究了中国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的选择，认为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确实采取了务实、低调的实用主义策略，这反映出中国对于世贸组织这一平台的关注度下降，也反映出中国对于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还没有形成统一思想，以及作为新成员的谈判能力不足。[1]

中国人民大学的田野研究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与国内否决者在自由贸易议题上的博弈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国内否决者具有贸易保护的偏好，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政治制度下将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田野对美国贸易政治的研究指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的法律化进程中具有其他国内否决者难以获得的议程设定优势和信息优势，国家行为体也可运用国际制度法律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动员机会来克服其他否决者的阻碍。[2]

对具体贸易协定尤其是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研究是国内2013年关于国际贸易合作的热点议题。刘中伟和沈家文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指出，美国通过这一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牵制了东亚一体化进程。[3]倪月菊分析了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也认为日本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会优先选择TPP而非更有利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中日韩自贸协定。[4]但孙溯源指出，美国的TPP战略激发了东亚一体化的新发展，使地区合作的趋势和制度化意识有所增强。[5]

2.货币金融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李巍研究了金融外交这一在中国逐渐兴起的新的外交形态，归纳了中国金融外交的若干新特点，例如，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为竞争目标；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手段展开；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国内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等等。[6] 曾雄军的研究则展示了美国金融外交的手段，他指出，美国利益集团通过行政机关（政府高层对话）、立法机关（汇率立法对所谓汇率低估国家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及司法机关（以支持性判决迫使商务部将人民币汇率低估行为视为一种出口补贴行为,从而对中国政府施加有关压力）等三种路径压迫人民币升值，而前两种是过去十年中的主要路径。[7]

柴瑜从货币需求的视角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在拉美的进展，认为人民币在拉美地区流通域的扩展不仅面临着自身竞争力的约束，从需求角度更受到拉美地区宏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政策及政府治理等因素的影响。综合目前人民币的影响力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状况，人民币实现货币替代的可能性并不强。[8]

黄河、谢玮和任翔研究了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权，指出由于西方大国及其背后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了以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为源泉的结构性权力，造成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失去了话语权。[9]

刘洪钟和杨攻研研究了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问题，认为财政规则无法抑制政府债务膨胀，独立的财政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理论上可以解决内生性政府债务问题。[10]

3.国际投资与国际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王璐和孙学峰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苏丹项目为案例，分析了中国企业在融入东道国上的困难，认为环境问题和苏丹国内矛盾是影响中石油能否顺利融入苏丹的核心因素。他们指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要想更好融入东道国，必须高度重视海外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充分意识到投资目标国国内矛盾对自身开发实践的消极影响，并尽可能与当地社会力量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11]

2013年国际援助有关的研究成果颇丰。理论研究方面，庞珣从援助关系中的核心概念、前提假设、基本原则和起始关系四个方面定义了“ 垂直范式”和“水平范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类型，进而运用多层模型对跨区间时间序列数据区分了传统援助国与南方援助国援助范式上的差异，指出前者为“垂直范式”而后者表现为一种新的“水平范式”。[12]经验或案例研究方面，白云真从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13]，唐晓阳分析了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14]，周琪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要点进行了归纳[15]，游览对冷战时期中国试图通过技术援助开展意识形态输出的失败案例进行了反思[16]。

4.国际政治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综述研究

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学者曾怡仁和李政鸿对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进行了综述，他们采取跨层次与跨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勾勒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知识脉络，说明了该研究途径对外开放的特色。[17]熊洁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综述性的评估，梳理了知识产权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进程，随后概括了国际关系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的四个方面——知识产权与国内利益集团、知识产权与国际产业竞争力、知识产权与国际制度、知识产权与全球治理———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18]

二、国际研究扫描

1.投资及投资协议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国政府通过签署国际协议并提升本国违约成本，能够增加其对其他政府及非政府行为体承诺的可信度，但同时也会缩小该国政府在主权范围内施行政策的自主性。政府在承诺可信度与政策自主性之间的权衡取决于这一政府的执政期间长短。预期执政时间越长，越需要足够的自由度来修改政策，以适应变化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那些预期寿命短的政府，则不太关心维持政策自主性。Daniel J. Blake用双边投资协定的数据来验证上述假定，结果发现FDI的净输入国，政府预期执政时间越长，在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就越注重维护本国政策的自主性，倾向于降低本国条约义务的法律效力。[19]

一些投资协定在政府签署之后很快就能够获得国会的批准，另外一些则会因为党派冗长的辩论而使批准程序迟迟无法实现。Yoram Z. Haftel和Alexander Thompson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批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检验了国内层面的执行约束、政府对批准障碍的理性预期能力的差异、与签署对象国双边关系等不同因素对批准时滞的影响。[20]

Lauge N. Skovgaard Poulsen和Emma Aisbett以国际投资体制为着眼点，研究了经济外交中的有限理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忽视双边投资协定的风险，除非它们因为协定的约束而被索赔。由此，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行为表现出以下特征：它们总是忽视低概率但是一旦发生则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风险。[21]

2.贸易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期有研究质疑国际贸易协定在增加贸易量上的作用。Joanne Gowa 和Raymond Hicks用1919至1938年间54个国家的数据，来检验上述假设是否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集团。传统的历史记载显示，国际贸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明显的下降，而在二战爆发后的政治紧张期出现上升。Joanne Gowa 和Raymond Hicks却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贸易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贸易整体增加了，也没有证据表明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贸易量降低了。但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确鼓励了贸易集团的出现，并使集团内贸易的转移与中心大国的政治利益相一致。实际上，大国冲突造成的政治军事联盟也降低了签署方之间的贸易，政治影响贸易的因果链更具普遍意义。因此，只测算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总贸易量的影响，不能对贸易增加值作出精确的评估。[22]

Martin Ardanaz, M. Victoria Murillo和Pablo M. Pinto通过在阿根廷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个人的经济地位及其在物质上的关切对他们关于国际贸易的先验信念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技能熟练程度是是否支持开放的关键变量，在服务业部门和迎合农产品生产者的城市里，这一效应最强。另一方面，贸易也会影响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对影响到对经济一体化的支持。[23]

3.货币金融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已有的对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典型的金融系统分为英美为代表的基于市场的金融系统以及日德为代表的基于银行的金融系统。并且，大量研究资本主义的文献还提出了并且基于这样的假设：与金融市场相比，银行及银行业已经不再反映现代金融体系的现实。Iain Hardie, David Howarth, Sylvia Maxfield和Amy Verdun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的银行业框架。该分析框架超越了基于银行/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的二分法。他们展示了基于市场的银行业如何增加市场在信贷提供上的影响。他们认为，未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回到并聚焦于银行的活动。[24]

4.国际组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区域霸权会运用其权力在区域组织中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吗？Daniel Yew Mao Lim和James Raymond Vreeland研究了日本是否利用其在亚行的优势，通过选择性贷款项目来帮助自己获得安理会理事席位。通过对1968-2009年亚行对24个发展中成员贷款的面板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1985年以来，凡是日本获得非常任理事席位在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时，亚行的贷款会增加。平均增幅超过30%。通过在亚行这一区域组织中的活动，日本可以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全球活动实现发挥领导作用的目标，同时又不显得那么单边主义。[25]

5.性别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Joshua Eastin和Aseem Prakash用146个发展中国家1980-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性别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性别库兹涅茨曲线”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检验。该曲线的含义是，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的关系存在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正相关，因为经济发展增加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她们独立收入的增加，增强了在家庭内的谈判能力，这促进了性别平等。到第二个阶段，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者阶层的分化及性别歧视造成的收入上性别差异的扩大，这降低了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表现为性别平等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到第三个阶段，性别平等状况再次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及技术进步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增加了女性留在家庭的机会成本，同时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的反对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也会演化出来，带来性别平等程度的上升。Joshua Eastin和Aseem Prakash的研究表明，第一阶段的人均年收入通常低于8000-10000美元，第二阶段大致对应于人均年收入8000-10000美元至25000-30000美元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超过人均年收入25000-30000美元之后的发展阶段为第三阶段。[26]

6.安全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Stephen G. Brooks重新研究了经济因素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游说活动对战争与和平施加了重要影响，冲突是否发生系于那些从冲突中获利及受损的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博弈，是这两股力量在国内政治妥协的结果。Stephen G. Brooks提出了两点反驳意见。第一，至少在发达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经济行为体会喜欢发生战争并游说政府发动战争。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游说政府开启战端并从中获利的机制已经失灵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了武力征服的有效替代品。第二，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者有和平的偏好。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以经济理由来直接游说政府避免战争，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身对领导人来说就有足够的经济激励来使其维持和平了。[27]

Charles L. Glaser提出了一个石油如何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的机制。这一机制包括：获取石油的脆弱性将威胁国家的军事能力；然而，保护石油获取能力的军事政策又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由此构成了石油获取能力驱动的安全困境。根据这一机制，造成美国安全问题的可能不是美国自身的石油消费，而是其他国家的石油消费问题。比如中国石油进口可能造成美国的安全风险，中国保证石油海上输送通道安全的努力，可能让中美关系趋于紧张，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28]

Jeff D. Colgan研究了1973年以来的国家间战争，发现1/4-1/2的战争存在1个或多个与石油有关的机制性原因。从中Jeff D. Colgan梳理出八个机制：为获取石油储量而动用武力的资源战争；萨达姆·侯赛因或霍梅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为了强化国内政治控制而发动的石油战争；产油国内战的向外扩大；向叛乱提供资金，例如伊朗将石油资金提供给真主党；石油市场潜在支配权的争夺，例如1991年的美伊战争；航线、管道等运输通道的控制；与石油有关的不满情绪，例如外国石油工人的存在使得基地组织更容易从当地人中招募恐怖分子；利益集团对石油问题多边合作的阻碍作用。[29]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杨涛同学在文献收集上的帮助。

涉及文献

李计广. 2013.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选择.” 世界经济与政治 (5): 136–154.

田野. 2013. “贸易自由化, 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 (6): 47–76.

刘中伟,沈家文. 2013. “美国亚太贸易战略新趋势: 基于对《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的研究视角.” 当代亚太 (1): 51–79.

倪月菊. 2013. “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FTA还是TPP？.” 当代亚太 (1): 80–100.

孙溯源. 2013. “美国 TPP 战略的三重效应.” 当代亚太 (3): 4–22.

李巍. 2013.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77–98.

曾雄军. 2013. “美国利益集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分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02): 30–46.

柴瑜. 2013. &l

  本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