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发布时间：2018-01-17 03:15

  本文关键词：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出处：《中央财经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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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据不完全统计,5000多年来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战争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战争需要武器(本文统称为军品),从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发展到火器,再到坦克、飞机、导弹等近现代武器,到太空武器、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像战争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一样,“国家和地区间的军品买卖贯穿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军品研发对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要求,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意愿和能力发展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军品。一些国家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研制军品,而后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会选择出口、支援某些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技术的国家。军品贸易与国防军备、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越来越成为提升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导致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解体而停止;但是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民族(宗教)矛盾等不断引起各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犯罪网络组织越发猖獗,许多国家相继增加国防预算。国防预算的不断增长为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开发和军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军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般商品贸易相比,全球军品贸易有许多特征:第一,不同国家的军品贸易战略选择不同,即有的国家选择进口军品,有的国家选择本国自主生产军品,有的国家生产军品并选择特定对象出口军品,其背后隐藏着理性国家的利益选择。第二,军品贸易与国家收入水平和军费开支密切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国家占据军品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军品净进口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战争与冲突乃至21世纪以来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军品贸易,军品贸易导致了不安全吗,还是国际不安全刺激了军品贸易?第四,高技术军品贸易比重不断加大,军品进口国对高技术军品的追逐与日俱增,军品贸易结构越来复杂、越来越高端,军品贸易朝着体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第五,军品贸易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补偿贸易,并与技术研发合作以及军事援助服务等多种方式并存,军品进口国为促进本国军工能力提升而提出的军品贸易补偿要求越来越苛刻。第六,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尚未建立,与国际一般商品贸易和服务规则众多、规范有效不同,军品贸易适用WTO例外条款,2014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正式生效,建立了第一个用于常规武器交易进行监管的全球性条约,涉及武器装备的出口、进口、转口、转运和中介等军品贸易活动,截止目前共有130个国家签署该条约,其中60个国家已经予以批准。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背后,总会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全局来看,军品贸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点。我国军品贸易研究和实践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极不匹配。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推进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力图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加之中国周边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冲突频率和强度增大。奉行“军事不结盟”战略的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布局,突破战略包围圈。另一方面,我国军品贸易的研究和实践仍然落后,虽然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我国军品贸易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美、俄,特别是军品出口结构还多为低端军品,军品出口的政治影响和战略意义不突出。军品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需求迫切。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到,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处于瓶颈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全球军品贸易的独特现象。冷战爆发后,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军品贸易的动因,认为军火贸易的动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冷战时期政治动因是主要的。许多文献认为通过军品贸易,军品出口国家可以对军品进口国施加政治影响,比如影响其国家安全决策、外交政策等。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品贸易的经济动因显得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许多文献研究了军品贸易的经济影响,认为通过军品出口可以维护国内的国防工业,维持军品生产的规模经济,节省军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增加国内就业,平衡贸易赤字等,而军品进口则可以促进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升级和技术进步,增进本国的综合国力。这些研究更多是描述性和辩论性的,并没有运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军品贸易的理论、经验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对军品贸易的决定进行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且大都只是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将国家安全真正融入到军品贸易的理论分析之中,因而对于军品贸易研究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莱文(Levine,1994)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和研究基准,构建了军品贸易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但是该框架过于笼统,无法得到清晰的理论分析结果。国内文献对军品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主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均未给与军品贸易研究应有的一席之地。鲜有学者对于军品贸易问题进行原创性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家安全进行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则更少,我国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及战略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严重滞后于发展需要。这一方面可能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可能与国际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彼此相互忽视的学术传统有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国家安全的越发重视,以及参与全球军品贸易的逐渐活跃,对于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媒体讨论、大众关注度都显著提升,军品贸易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运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分析国际军品贸易问题,基于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理性的军品进口国家、军品出口国家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国际军品进口和军品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引入国家效用函数和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分析了军品进口需求的决定、军品出口供给的决定、均衡问题和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军品进口国家关注国内安全,在其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它衡量军品进口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程度,该系数越大,说明该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越重视,军品消费带来的国家效用越多。与此相对,军品出口国具有全球性国家安全利益,他不仅关注国内安全、而且重视维护全球利益,因此在其军品出口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际安全偏好系数。通过理论推导,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一国的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和军品相对价格水平。(2)军品供给国的军品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国际安全偏好以及军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世界军品的相对价格水平。(3)世界军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军品的供需力量对比和参与国家的安全偏好。理论模型有许多推论:(1)军品供给国的国内军品消费可能随着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增加反而减少。这是因为军品出口对于本国国内军品消费存在一种替代效应。(2)对同盟国的军品出口,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军品出口创造利润为负)。军品出口国收入越高,能够为军品出口提供的补贴越多,越有利于军品出口。(3)如果单纯地以盈利为目的的军品出口,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时存在一个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阈值,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存在正的效应。这两个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军品出口国家大多数都是高收入发达国家。(4)当一个国家国际安全偏好发生变化时,军品出口的变化情况取决于军品研发生产成本与军品价格的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现实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后,不惜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军品,并最终军品出口。(5)军品成本的增加对于军品出口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取值。即便是向同盟国出口军品,随着军品生产成本的升高,军品出口量反而降低;而军品生产成本越低,军品出口量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技术武器(比如核武器、战略导弹、隐形战机、核潜艇等)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常规武器(比如手枪、弹药等)的出口随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普遍,等等。这些结论和推论为全球军品贸易中许多独特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本文还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军品贸易数据库对上述理论模型给出的结论及其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军品出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出口不仅取决于国内安全,也与国际安全局势密切相关。军品进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和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同时,军事同盟、军备竞赛、军品研发生产成本及技术水平、军品质量、恐怖主义、冲突、战争、外交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军品贸易的决定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美国、俄罗斯、中国三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则更好地验证了上文的基本理论。随后,本文重点对美国、俄罗斯(前苏联)、中国的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比较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军品贸易的特征明显:一是将军品贸易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作为增强国家政治关系的关键纽带、实质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和实现国家外交战略意图的有力杠杆。二是不断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三是普遍采用贸易补偿方法。四是不断调整军品出口许可政策。五是高技术武器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这些特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中国发展军品贸易、加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军品贸易历史久远。近现代以来的军品进口反映了国力衰退的现实。在20世纪漫长的战争中,都不乏美国、日本、前苏联武器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从出口看,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的起步,中国正式开展军品贸易,到2013年,已跃升到第5位。进入21世纪,中国军品贸易逐年提升,军品出口额逐年提高,中国由主要的军品进口国,发展成为重要的军品出口国,其军品贸易发展历程为国际军贸史上提供了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军品供应大国的生动案例。当前,国际军品贸易市场需求依然旺盛,给我国加强军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关系不断改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核心能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发展军品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国力基础。但是,我国国内对军品贸易之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此,本文基于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设计和制定国家军品贸易顶层战略,妥善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敢于并善于利用军品贸易这张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牌”;二要实施符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军品出口国别政策,坚持国家安全利益将要拓展到哪里,军品出口就先推进到哪里,即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鼓励成熟军品技术有针对性地向国外出售或转让,扩大我国际军贸市场占有率;三要提升军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占领武器装备制高点,以实力捍卫和平;四要加强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积极参与、利用和牵引国际军贸规则制定,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在推动国际规则制定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是作者所知范围内,国内首次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军品贸易问题,建立了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架构,将国家视为理性经济人,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弥补了国内文献关于军品贸易分析以宏观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对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国家安全对于军品贸易决定的影响,以及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结合国家安全因素对军品贸易开展研究也是一种创新。第三,本文基于军品贸易决定基本理论构建了计量实证模型,并运用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面板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在实证检验的替代变量构建和选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安全等政治变量难以进行有效的检验问题,对于开展进一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四,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于当前我国优化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包围、实现战略突围、加强军品贸易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更加系统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分析的重大关键问题,比如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好地纳入标准模型进行分析,更好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的关系,还需要笔者在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二是囿于军品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许多结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提高,军品贸易的国内数据积累会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军品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出现。
[Abstract]:......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F4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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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436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