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演变（1990-2015）

发布时间：2020-03-30 09:12

【摘要】：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研究中,台湾往往是被人忽略的部分。作为亚洲发达经济体之一,同时扼守着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台湾在亚太地区政治、安全议题讨论中常常占有一席,而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作为澳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观察澳对外战略思维的重要角度也应得到系统地梳理。本文依托澳大利亚官方档案资料,以1990年澳政府出台对台政策新框架为切入点,1990-2015年为研究时段,对冷战后的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演变进行考察。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局变换,澳对台政策——这一并非澳重要政策议题的变迁性得以显现,这也是长时段考察的意义所在。二十余年的澳对台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90-1995年,以澳台政治联系达到顶峰为标志。1990年澳当局出台“三色区域”对台政策,强调履行对华承诺的基本义务以保障澳在华基本利益的同时适当采取“灰色区域”行动,以谋求澳在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加强澳台政治联系以保护和增进其在台经济利益。基廷政府在“三色区域”思维影响下,在其任内首开澳部长级官员访台记录,将澳台关系在经贸往来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领域的多项突破,澳台关系在形式上相当接近正式的外交关系,达到“一个中国”原则下的“顶峰”。二、1996-2006年,澳对台政策在反复中朝向理性务实方向发展,并最终实现转折。1996年霍华德上台恰逢台海危机爆发,霍华德追随美国的莽撞表态曾让人误认为澳大利亚的涉台安全立场完全偏向了美国主张,站在了中国对立面;随着中澳恢复接触、两国关系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曾经频繁的澳台政治互访开始降温。澳外长唐纳2004年访华时对《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解读表明澳大利亚无意负担台海局势的安危,有意切断对台模糊的安全联系。霍华德后期开始全面限制对台访问,淡化双方政治层面的往来,这与前一时段的“顶峰”形成对比。三、2007-2015年,台湾逐渐淡出澳对外战略的视线。陆克文、吉拉德和阿博特执政时期,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已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大关切,澳大利亚对华高度的经济依赖导致其安全与经济利益脱钩以及中国越来越强的国际影响力和秩序塑造能力都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战略焦虑,在此背景下澳台关系的空间几乎被澳中关系全部挤压,工党政府在提及台湾时也仅仅将其视作亚太地区的贸易伙伴,其对台增进政治联系和“外交关系”的需求和意愿几乎停滞,无法再现九十年代之初霍克制定“三色区域”理论时台湾单独作为内阁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演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力量的博弈,受到了多层次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内,不同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也有着时段性的差异。国际体系的变迁和经济全球化为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主动增进澳台关系确立了时代背景,对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而言,经济利益是促进其对台主动接近的直接原因。中国大陆当然是影响对台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对台政策始终从属于对华政策,而在1992年前后时,相对融洽的两岸关系所带来的政策空间、对澳大利亚而言台湾与大陆大体相当的经济伙伴地位促成了澳台关系“顶峰”的出现;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逐渐露出崛起势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使其想要在对台政策上通过“灰色区域”举措以确保获益高于代价的情况难以再现,澳大利亚与台湾互动交往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美国对于澳对台政策特别是对台安全防务立场也有着重要影响。受制于并不对称的美澳同盟关系,澳大利亚与台湾之间存在模糊而难以断绝的安全联系,这种模糊表现在澳大利亚对其是否会协防台湾的反复解释或是回避态度。此外,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也有自己的外交抱负,在对台政策上主要表现为对台以非国家身份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基于“民主阵营”同伴对台湾的声援以及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纵观二十多年来的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澳政府无法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政策始终从属于对华政策。第二,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与交往总体呈现降温趋势,台湾在澳大利亚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日趋降低。第三,澳大利亚与台湾存在模糊而难以切割的安全联系,但其在台利益以经济利益为主。澳大利亚一向对台海两岸关系恶化所导致的战略危险极为敏感,而在亚太权力格局变换、中美权势转移与澳对中国经济极度依赖的今天,澳政府将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应对此类可能的危机。作为中澳关系的敏感地带,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与澳台关系的发展依然值得关注。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D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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