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县乡村权力重构中农民积极分子的选拔（1949-1953）

发布时间：2020-04-02 06:11

【摘要】：农民积极分子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工作逻辑的有效途径。1949年11月,恩施全境解放,作为新解放区的恩施百废待兴:由于国民党长期经营和战争,恩施各地阶级分化异常严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土匪恶霸势力猖獗,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中共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在恩施重建社会秩序、推行社会改造的任务异常艰巨。而在如此艰难的局势下,更为突出的矛盾是——恩施社会改造、乡村建政等诸多任务与中共干部队伍极度匮乏的现实困境。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中共按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在乡村中选拔了大量的农民积极分子,并充分依靠贫雇农积极分子,深入发动群众,成功推动了恩施县各项群众运动,完成了恩施县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重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恩施县,作为恩施地区各项工作的试点区,创造了大量的乡村工作经验,其农民积极分子的选拔具有典型意义。恩施县农民积极分子的挑选标准,理论上始终强调“出身成分、历史经历、工作表现、思想觉悟、联系群众”五项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工作重心的变迁而灵活执行;挑选方式上,土改完成前后有所侧重,创造了“以乡为重点,在运动中考察,群体启发与个别串联,领导掌握与群众意见结合”的典型经验。中共正是通过农民积极分子的挑选,表明了依靠广大贫雇农的基本路线,也完成了乡村社会的初步“政治筛选”;恩施县在对农民积极分子的教育中,不仅将阶级教育融入到农民积极分子的日常生活中,还采用积极分子会议、建党训练班、批判“李连中思想”专题教育等方式,多渠道、分层次的提升农民积极分子综合素质。并在不同时期采用“诉苦、算细账、割尾巴、‘戴帽子’、文艺革命化”等多种策略,使革命教育达到最佳效果。通过农民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不断强化了广大农民积极分子群体的阶级归属感;恩施县农民积极分子选拨呈现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中共与群众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身应对策略:一方面是选拔主体不断调整自身的选拔措施,以此壮大和纯洁农民积极分子队伍;另一方面是农民积极分子表现出了相对能动性,在“积极”背后凸显出多重心理考量,但经过各类群众运动的洗刷,被逐步规训到中共要求的正常轨道。最终,不仅大批农民积极分子被提拔为基层干部,发展为中共党员,更有广大群众感激于中共解放人民的伟大功绩,并对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满怀希望,整个恩施县乡村社会充满新的生机。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恩施县农民积极分子的选拔是成功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其农民积极分子选拔工作本身而言,既遵循了上级指示的有关精神,始终坚持了依靠贫雇农阶级路线的理论逻辑;也务实地结合恩施县工作实际,始终坚持了服务现实的实践逻辑,使理论与实践达到了有机统一。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共通过农民积极分子的教育,让广大群众对未来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好想象,成为中共团结人民战胜困难的伟大精神武器。二是从中共依靠农民积极分子解决执政困境的效果来看,达到了重构恩施县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目标:即广大贫雇农掌握了乡村政治权力,“翻身解放”成为乡村社会关系主题,农民获得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农村生产力得以大幅解放,革命文化使群众充满生活激情,乡村社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恩施县农民积极分子选拔的成功,正是中共坚持群众路线、切实领导乡村中心工作、注重工作实效和工作方法创新的结果,这给今天中国广大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党建提供了有益思考。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K2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