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变迁

发布时间：2020-05-16 01:25

【摘要】：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身,这是分析党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的前提。在分析党与社会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党的科层制、党与非党、国有经济、党的科层制与各种社会组织科层制之间的关系、党组织内的决策者与社会组织内决策者的连接关系等方面。除此之外,结构内在的不平等、政策和利益实施的可能性也是主要的考量方面。党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构成要素包括：党与社会的科层结构、党与社会的互联线及结构性反馈等。党与社会关系中的所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权力机制,并且这一权力运行机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内部都具有同构性。党与社会组织系统内的依附线、系统之间互联线以及结构性的反馈的同时存在,确定了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连接渠道,也形成了党与社会组织的个体决策者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制度化结构的主要特征：依附性与利益实施渠道的复杂性。同时,它们也形成了结构的自我支持,及通过反馈线的清晰或模糊、复杂或简单达到相互适应。结构关系的决策者同时扮演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双重角色,他既能在网络内实现资源的吸取、分配和干预,也能抵制干预。但不同的决策者由于自身拥有的连接线的不同,导致他们的结构性不平等,这是党与社会结构性关系中固有的。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又会导致决策者在资源吸取、分配和干预或抵制干预方面能力的差异,即选择可能性的多寡。而选择的标准就是处于结构中的决策者的政治理性。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源头的形成,及其发展与流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与社会关系以后的格局与生长,即奠定了其生命的基因和特征。这种结构性关系的建立以政党自身科层的建立开始,经由关涉、渗入到社会组织的科层,确立了党与社会组织的互联线的形式和内容。伴随着革命与战争的发展,党组织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得到不断完善、生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网络也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形成和深化。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制度和原则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确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全国范围得到确立。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后,中共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党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二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组织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三是党如何领导群众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党组织结构的调整为核心,党通过党组织与国家结构的一体化,并以此为一中介进行了对社会的动员。建国初期,随着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内的组织以及互联线建设、党组织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等,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模式基本确定,这一模式至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党与社会关系方面,经由国家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固定在其户籍所在地。在城市,通过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和集体福利制度实现了劳动者对单位(实际上是对国家)的依附；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和集体分配制度,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禁止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形成严格的城乡二元制结构。社会主义建设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共20年间,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在集权与放权下摇摆。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干部体制几近崩溃,但在建国初形成的党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连接社会生活的党的权力层级的权限：中共中央向省级党委下放了部分权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党的机构逐渐恢复后,党将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实行党政分开的改革措施。党与这些领域的结构性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中。但这种调整更为理性。党与社会的互联线网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缩,一些新的互联线得到恢复和建立。随着社会领域的生长发育,党对与社会的关系认识进入新的阶段。党与社会关系构建的重心,某种程度上向社会领域的发展与完善倾斜,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着手社会管理创新。一方面,党从指导思想的发展和保持自身队伍的纯洁性优化组织内部的互联线通道,另一方面,党在积极的尝试和开拓新的与社会的连接通道和方式。这种创新需要遵循责任伦理原则,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突破口,实现党与社会组织的在地共生。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D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