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10 18:49

【摘要】：在国家“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市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传承发展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认知中国武术竞赛历史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经验,即成为当下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基于此,本文从中国武术与“在祀在戎”的“国之大事”的关联性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论证的研究方法,分析“君与”“君不与”话语下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的历史实践,探讨其由参赛人员和技术体系等外显层、由竞赛规则和组织形式等制度层、由竞赛理念和精神象征等核心层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以实现对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历史、文化及存在意义的整体认知。1.从体育竞赛学的视角而言,因具备特定的参与群体(国君、权贵、民众等相关组织者和参与者)、物质条件(定制化的场地、设施、配套、布置和竞赛器材等)以及组织管理(官办高规格与民办自主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竞赛规则)等竞赛要素,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成为古代体育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以其独特的竞赛形式在许多重要活动(国家外交、政治交际、军事训练、节庆娱乐、民俗活动等)中发挥了体育竞赛的文化特性。2.从文化现象来看,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文化不仅存在着“君与”和“君不与”的历史现象,而且也围绕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精神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竞赛文化。与“君”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表明古代武术竞赛并非脱离于国家的“自由”活动现象,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在”行为方式,更不是自立于民众的“自主”欢愉形式,而是以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竞赛样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展现了其与国家军事实力、国家形象等“国之大事”相关的文化特性。3.作为国之大事的武术竞赛,在其国家政权顶端,国君以“文化霸权”的“斗争”“协商”为形式,以竞赛为手段,通过事前从意识形态、思想、实践上赢得政策制定的“权力话语”,从事中对言行、举止上执行审查考核的“监视机制”,乃至事后从社会荣誉、物质奖赏(马克思?韦伯)等方面施行鞭策赏罚的“艺术效果”方式,达成了对权贵集团恩威并御的权力支配、张弛有度的权力调节以及封闭性共同体权力的整饬等政权管理、控制目的,切实履行了国家治理意义上的顶层政治权力的管控。而在国家治理的政权终端,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形成了以射义儒家化、伦理仪式化、礼制符号化的乡射礼竞赛,以塑造国家、社会繁荣富强形象的角抵竞赛,乃至以展现国家“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公平竞争精神的地方武举“比试”竞赛等为形式,运用以激励式号召的动员和目标转换的交换为主,以政策权威的强制为辅的“社会控制”手段,实现了“推行礼治制度、强化国家认同、柔化社会结构、调节民众情绪”等地方管理、控制目的,切实推行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基层与地方治理。4.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和体育强国梦决定了“关乎千秋”的射礼、角抵、武举等古代武术竞赛先是在顶层政权管控(控制权支配、部署),继之在国家外交(彰显国威、傲视四夷),最后在社会发展(宣扬国富、点缀升平)等多维层面,不论是“君与”的举国体制,“君不与”的“国家在场”所塑造的庄重、奢华、权威,还是地方、社会、民间自主所传达的严苛、繁盛、规范,展现了其高于武术竞赛所肩负的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民众管理等“国家缺席在场”下的宏伟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总之,与国之大事相关的古代武术竞赛,因“君与”而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因“君不与”的缺席在场、地方治理而与国家治理间接相关。与国家治理直接、间接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也使武术、体育成为近代中国“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成为新中国体育的政治使命,成为当下健康中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组成部分。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G852
【图文】：

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竞赛文化特性的。其次，是研究切入。依据这一问题，资料（著作、典籍等）的查阅，考察体育史文献和武术史文抵和武举竞赛项目的研究纬度。第三，是文化解读。深入分竞赛项目的伦理性和竞技性等历史文化属性，如竞赛人员组规则、竞赛组织、竞赛理念与精神等，从中寻找具有中国特，是预期结论。归纳与总结射礼、角抵、武举的竞赛特点，文化”的概念与研究结论。第五，是研究展望。以“中国武术研究结论来对现代武术竞赛提出建议，以期为武术竞赛的科提供较为可靠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基础（图 1-1）。

图 2-2 四川汉代画像砖——戈射、收获图（5）西周时期的射礼人员至射礼竞赛鼎盛时期的西周，不仅国君参与的举国大射礼如火如荼，而以国君为首的诸侯、异邦首领、贵族子弟、高级官员等权贵精英“皆荣气象。可以说，西周时期射礼竞赛所形成的礼制制度已上升至国家的，成为屈指可数的“国之大事”之一。第一，西周金文中的射礼人员。1984 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长安县发沣西大原村的西周时期的墓地，墓地中出土了西周时期青铜器义v筛荹上面的铭文记录了西周中期周王参与的大射礼竞赛事件[2]。据学者刘雨，此次事件是周王在鲁举行大射之礼，也是大射礼名称首次在金文中大射礼参与人员除了周王本人外，还有四种权贵之人：一是还未接受周、仍旧手握异邦政权的异族邦国的国君；二是已受周王分封的诸侯国

图 2-3 敦煌壁画习射图（白描）第二，西周典籍中的射礼人员。除了西周时期的金文外，其它史料也记载“君与射”的射礼事件。例如典籍《逸周书》即记载了“武王射三发”的射礼式事件：“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 适王所，乃\射之三发 后下车， 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 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 钺，悬诸小白乃出场於厥军。”[2]（《逸周书 克殷解》）事件显示，武王伐纣胜利后，导致殷纣王兵败自焚，为此周师特地为武王举行一场盛大的入城仪式以庆祝武王因攻克殷商而进入商朝的都城。对此事件，《记 周本纪》也有相同的记载：

本文编号：274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