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捷克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11 17:35

【摘要】：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作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先导者,捷克共和国的务实外交与中国推动的伙伴外交形成政策交汇。在一系列的双边友好事件之后,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中东欧国家选择了捷克,并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的高度,随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往来持续增多,人文交流快速发展,可以说两国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但人权、意识形态等因素曾导致两国关系曲折发展,捷克国内至今仍遗留有“疑华反华”等问题,因此,从历史中探寻问题的根源并理性认识它是有必要的。“伙伴外交”是一种中国特色外交模式,在伙伴外交的层级划分中,“战略伙伴”属于高层级的战略级,主要强调对象国在地区层面的战略性和全局作用。“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中捷合作和互联互通创造了现实条件,捷克国内有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完善的投资环境、高素质的劳动力、广阔的欧洲市场、坚实的工业基础以及便利的交通等,因此在地区层面上捷克的战略性优势明显。同时捷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观意愿强烈,表示愿意成为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因此能够在中东欧和欧盟内部发挥重要战略作用。但基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与捷克对“战略伙伴”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战略伙伴关系下两国关系的发展还需要精心维护。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16+1”合作稳步发展为中国与捷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保障,中捷关系服务于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是中欧合作机制内部运作的体现。在中东欧次区域层面上,中国与捷克在“16+1”合作框架内的了解逐渐增多,互动逐步密切,近些年中捷合作已经成为“16+1”合作的典范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依托“16+1”合作框架建立具有中捷双边特色的合作机制是两国的目标。中国与捷克的合作正逐步迈向机制化,中国-中东欧省州长联合会落户捷克使其在地方合作中具有建设性作用,中国投资论坛的成功举办打开了中国投资的大门,政府间战略对话机制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加强地方合作和第三方合作是中捷合作的重点,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的机制化,促进了地方合作的开展,四川、河北、浙江、辽宁等中国省份与捷克的地方合作成为典范,第三方合作中德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捷合作的实践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双方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全面发展,但也不能忽略两国的战略需求差异和不平衡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两国的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欧盟、俄罗斯甚至美国的影响,因此,战略伙伴关系下的两国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双方精心呵护,培育更多务实成果。因此,中国和捷克在历史上是如何交流的?为何经历了长时间的“冷淡期”?两国以怎样的缘由开启了新的历史对话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16+1”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与捷克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下的合作是如何进行的?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两国合作中又会有哪些挑战以及如何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为了更清晰且有条理地研究这些问题,本文将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研究中捷关系的发展历史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后的务实合作实践、效果、挑战及建议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中捷关系的历史做出梳理,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分别从时间维度和制度维度来观察中捷关系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两国关系何以从“同志”关系变成互相指责的“陌路人”,又是怎样的历史契机促成了中国与捷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本质,并对促成中捷关系转圜的原因进行探讨: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及捷克独特的优势,捷克的务实性的友好政策碰撞到一起,产生了“1+12”的效果。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平台上,中捷关系继续友好发展。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实践及产生的效果,运用国际机制相关理论对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实践进行分析,在“16+1”合作机制下中捷合作致力于机制化建设,地方合作和第三方合作。这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中捷在政治、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和交流空前增多,但也要看到,中捷双方在战略需求上仍然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影响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因素,包括国际挑战和两国合作的内部问题等。因此,最后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减少挑战,这需要完善组织构架、强化战略对接,协调国际因素干扰并加强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
【学位授予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D822.352.4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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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价值观色彩的外交政策。随后，捷克将保护人权理念和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经验融入到本国的外交政策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价值观卫士”的角色。对华政策上，哈维尔及其推行的极具人权色彩的外交政策无疑成了中捷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屏障，捷克在政治上严厉批评、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会见达赖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所谓台湾高管对捷的正式访问，公开反对“一个中国”政策甚至叫嚣恢复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继任者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虽然被认为在对华政策上相对亲和，但他也只倾向于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在政治上并没有表现出同中国进一步改善的愿望。时任捷克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则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表示“人权是普适价值观，我们不能妥协”①。中国虽然舍弃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准则的外交行动，但中国无法忍受捷克再三借助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侵犯中国国家利益。捷克的种种做法不断地触及中国的外交底线，为此中捷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僵化和停滞状态。因此，捷克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了其独特的外交政策，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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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制度遗产，这便是捷克的入盟计划和对华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这时捷克对华的外交政策已经明显区别于其他中东欧国家。捷克对计划经济的厌恶也使其回归欧洲的信念更加坚定，对这就是遗产核心要素的持续稳定性因素，无论是对中国人权的批评还是对计划经济的心有余悸，捷克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捷克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自由主义制度的同时，其内部便开始具备稳定机制，在詹姆斯·莫霍尼（James Mohoney）的“路径依赖自我强化模型”中，关键节点又是形成路径依赖不可或缺的一环。在 time 1 中存在多个无法确定的多个方案，捷克转型前面临着多个无法确定的因素影响结果的存在，包括国内政治倾向、民族倾向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都无法确定，这些都使捷克政治选择存在了不确定性。Time 2 中，捷克右翼掌权和“人权斗士”哈维尔总统的上台，给捷克外交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回归欧洲。Time 3 中，捷克外交政策不断强化，在捷克内部有天然的优势进行不断地自我强化，意识形态作为基础成为捷克外交政策的方向。因此，路径依赖的机制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稳定的再生产机制。如图 2 所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