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10 06:20

　　 在无政府的自助体系中,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国际危机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危机至少涉及到两个国际行为体(主权国家),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发生严重冲突,从而可能危及到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引发战争的重要事态,也可能会对国际体系内部原有的平衡状态造成失衡影响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危机”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恶化,也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冲突的转折点,其中蕴含着进一步恶化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隐含着在危机中化解冲突、合作共赢的机遇。国际危机的走向如何,取决于危机管理的成效。当国家间关系因为危机开始受到损害,甚至引发连续的危机事件时,对危机进行管理就变得刻不容缓。海上危机是发生于或者涉及到特定区域——海洋空间的突发性事态。其发生范围不仅包括海面空间,还包括该海面空间领域相对应的天空以及海面以下的海洋区域,是一个复合型的复杂空间。海上危机的“危机”具有一般危机的特点,会对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形成威胁,需要国家在危机发生后能够在有限的紧急时间内,妥善决策和处理。海上危机和海上危机管理是危机研究中的一大组成部分,而本文仅讨论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危机及其危机管理。如果从广义来界定海上危机,其范围包括了在海上发生的所有涉及到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一切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的突发性事件。本文要讨论的中日间海上危机,并不取其广义概念,而仅限于两国在海岛归属、领海划界和领海内海洋资源的争夺方面发生的危机,属于国际关系危机的子系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日之间的海上危机根源于海权冲突,即两国的海洋权益之争。具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东海划界和海洋资源争夺两大方面。关于东海划界,中日两国的主张分歧主要体现在东海划界法理依据的分歧“等距离中间线”与“自然延伸原则”之争、对冲绳海槽在东海划界问题中地位认知的分歧两个方面。根据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大小,中日海上危机可以细分为影响较小的海上摩擦事件与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这种影响力较小的海上巡航或者作业过程中的中日接触与摩擦,已逐渐成为中日海上互动过程中的常态事件。此类海上摩擦事件,一般情况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并不严重。但如果在一线接触过程中处理不慎,也有转化为严重海上危机事件的可能。而中日之间发生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的频率,相对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容易对两国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2000年以来严重影响到中日关系与周边安全局势的海上危机事态,主要包括钓鱼岛“国有化”风波,以及中日“撞船”事件。日本的“购岛”行为和中日撞船事件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日海洋争端与接触中,日本针对中国的海上挑衅行为,不仅容易引发两国海上危机事态,也为管控中日海上危机和构建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制造了阻碍。中日两国目前还未建立共同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现阶段对中日间海上危机事件的管控,由于缺乏机制的约束与指导,还停留在有限的海洋事务交流层面,主要表现为“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该磋商机制是中日防务部门之间的、涉海事务的综合型沟通协调机制。2007年中日两国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达成一致,并在2008年4月启动该机制。截至2016年4月5日,中日两国已经举行了共计四轮磋商。但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缺失下的此类海洋事务交流,对于日渐成为常态的中日海上摩擦与危机的管控作用,目前仍然比较有局限性。而机制缺失下的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同样十分有限。在中日在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实践层面上,目前仍然是缺失的。中日两国现阶段真正落实到行动中的海上合作,主要体现在东海划界争端问题上的合作。虽然中日在海上危机事件和海洋争端对峙中,双方矛盾积累已深,但将每一次突发的海上危机事件共同控制在可被管理的范围之内,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如果能够在中日之间建立起合作管理海上危机的机制,将有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矛盾,降低冲突发生的几率;将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将有利于促进危机管理过程中中日双方的理性决策,最大程度避免错误的危机决策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构建中日两国海上危机合作管理机制才显得愈发迫切与重要。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除了有着现实的需求,还存在着切实的基础。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中日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在政治上又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例如对和平解决两国海上争端,促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以及对和平稳定的东亚政治秩序的共同需求。(2)危机决策方面。中、日、美三方角力下保持了相互制衡的状态,加上威慑的存在与国内专业的危机管理体系,为中日双方的理性决策提供了可能。(3)国家利益的分层。中日之间有着广泛与深入的合作基础,面临争端和分歧时,在涉及到非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可以协商解决,而不是使冲突升级,甚至是诉诸武力,这为两国的协商合作与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4)共同意愿。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与四点原则共识,明确了两国愿意通过和平、合作方式来处理包括海上危机在内的分歧与争端。以上几点,都是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基础,为两国的海上危机管理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阻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冲突性利益的难以调和。危机来源于国家利益冲突,中日两国的冲突性利益涉及到许多复杂层面,如政治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国家安全利益冲突等。其中,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冲突是不可退让的,两国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也需要积极协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2非理性国家决策的存在。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近年来日本国内保守主义思潮和右倾化加剧,针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极容易成为影响国家理性决策的不利舆论因素。二是日本“扩张型”安全与防卫政策及其消极影响。日本“扩张型”防卫政策的所带来的“攻击性”,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与安全威胁,也容易加剧中日海上争端的固有矛盾,不利于两国对海上危机的管理与控制。(3)中日海洋战略冲突。日本新时期海洋战略,具有明显的扩张和针对中国的特点,容易在两国之中引发海上摩擦与突发事态。中国的海洋战略则以“陆海统筹”为主,主张通过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对海洋利益的维护和发展。中国强调的合作、共赢方式,与日本海洋战略的“扩张”与冒进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协调不好,将会成为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机制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中日同为东亚大国,中日关系的和平稳定不仅有利于双方各自国家利益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亚政治安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中日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会导致危机,但冲突的存在,却为合作的达成增加了困难,成为制约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掣肘因素。因此,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克服障碍为导向。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性障碍如国家利益冲突和海洋战略冲突,应该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的路径,一方面在政治上重启两国海上联络机制,促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强合作,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僵局的缓解。日本国内的非理性情绪如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守主义思潮的滋长,以及针对中国的不理性决策等问题,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情况下只能更多采用增进理解的路径,如在外交层面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合作,缓和双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日两国的一致目标是构建一个可以对双方海上危机事态进行有效管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机制的内容应该将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包括在内,甚至是危机尚未发生阶段。与危机发生的过程保持一致,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内容应该包括海上危机预警机制、海上危机决策机制、海上危机控制机制以及海上危机善后机制四个方面。海上危机预警阶段,主要是搜集危机相关信息与情报,双方对这些信息、情报进行沟通、共享,并进行综合性分析、预测,尽量在危机初显征兆但还未真正发生之时,对危机发出预警,并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海上危机决策阶段,应该做到以最高决策者为核心的海上危机决策机构与危机决策中的沟通协调并行并建立危机预案与实时决策机制,将危机预案与实时决策相结合,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危机的控制。海上危机控制阶段,同样需要中日两国的通力合作,在双方达成统一认知并共同采取措施之前,维持现状是控制危机,防止危机升级的最优选择。海上危机善后阶段,应该成立单独的、由中日两国组成的危机调查委员会,对危机管理结果进行事后考察、反馈,并总结规律,为以后可能发生的海上危机事态提供参考。总的来说,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是一项中日合作管理海上危机的“制度化”指导。
【学位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6
【中图分类】：D823;D831.3
【文章目录】：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
    二、研究现状
        (一) 以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为主题的研究
            1 、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2 、国外主要研究成果
        (二) 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中日危机管理研究
        (三) 中日东海争端的现实问题研究
        (四) 中日海洋战略研究
        (五) 中日关系研究与中日外交政策的国别研究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价值、主要创新和研究不足
    五、论文结构安排
第一章 国际危机管理机构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与内涵
        (一) “危机”与国际关系中的“危机”
        (二) 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与内涵
        (三)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
        (四) 海上危机与海上危机管理
    二、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基础
        (一) 共同利益的存在
        (二) 理性决策的可能
        (三) 国家利益的分层
        (四) 合作意愿
    三、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阻碍
        (一) 冲突性国家利益的存在
        (二) 非理性国家决策的存在
        (三) 不同国家战略冲突
    四、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途径与架构
        (一)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途径
        (二)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架构
第二章 中日海上危机
    一、中日海上危机的根源:海权矛盾
        (一) 海权的基本概念与内容
            1、海权概念的基本内容
            2、海权概念的丰富与发展
        (二) 中日海权矛盾的主要表现
            1、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争端
            2、东海划界与海洋资源争端
    二、中日海上危机的表现
        (一) 影响较小的海上摩擦事件
        (二) 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
第三章 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一、现有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有限性
        (一) 机制缺失下中日海洋事务交流的有限性
        (二) 机制缺失下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有限性
    二、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可预期的有效性
        (一) 有利于缓解两国矛盾并降低冲突发生的几率
        (二) 有利于为维护中国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有利于促进危机管理过程中的理性决策
第四章 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基础
    一、共同利益基础
        (一) 经济高度相互依赖
        (二) 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需求
    二、理性决策的可能
        (一) 中、日、美三方角力的相互制衡
        (二) 威慑的存在与成本——收益的考量
        (三) 中日国内专业性危机管理部门的存在
    三、国家利益的分层:非核心利益冲突的可协调性
        (一) 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
        (二) 中日非核心海洋权益冲突的可协调性
    四、共同意愿: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第五章 中日海上危机合作管理机制建立的阻碍
    一、冲突性利益的存在
        (一) 政治利益冲突
        (二) 经济利益冲突
        (三) 军事安全利益冲突
        (四) 能源安全利益冲突
    二、非理性决策的存在
        (一) 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其影响
        (二) 日本“扩张型”安全与防卫政策
            1、防卫地理范围扩大固化了中日对立
            2、日美防卫合作内容全覆盖加剧了中日东海对峙
            3、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增加了中国面临的军事威胁
            4、日美同盟的“扩张”增加了中日海上危机管控的变数
    三、中日海洋战略冲突
        (一) 中日海洋战略的不同内容
        (二) 中日海洋战略冲突的主要表现
    四、美国因素的介入增加了日本制衡中国的力量
第六章 建立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对策思考
    一、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 政治路径:重启中日海上联络机制
        (二) 经济路径: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僵局缓解
        (三) 外交路径:加强民间合作与交流,缓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二、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具体构想
        (一) 海上危机预警机制
        (二) 海上危机决策机制
        (三) 海上危机控制机制
        (四) 海上危机善后机制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本文编号：2834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