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
发布时间：2021-08-29 15:50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20,5(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31 页
【部分图文】：
朝鲜历年导弹试验情况
首先，从哲学性信念来看（见图2），中美对朝鲜的敌友地位是不同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也不尽相同。就对朝定位而言，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友好伙伴，即便第二阶段中P-1指数由前一阶段的0.52下降至0.28，但仍处于较为友好水平。这说明，即便是在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一意孤行、中朝两国的政治交流不太顺畅的情况下，中国虽有担忧，但依旧视朝鲜为朋友。相反，美国将朝鲜定义为威胁性不大的敌人，其P-1指数在2018年以前一直处在低程度的敌对水平，即便2018年后朝美首脑开始交流互动，第三阶段中P-1(P-1=0.18）指数也只是稍有上升到最低水平的友好认知（其范围0<P-1<0.25）。就朝核问题的未来前景而言，中国持谨慎乐观态度（三个阶段的P-2指数分别为0.29、0.13、0.39），而美国却较为悲观，甚至在第二阶段出现了最悲观的预期（P-2=-0.25）。值得关注的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中美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保持乐观态度，并且中美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期待高于此前任一阶段。就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动权而言，三个阶段内中美两国P-4指数均低于0.3，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意志越来越低，美国虽然变化不明显，但其信念水平较低。中美都期待其他国家能贡献更多力量，这也意味着两方都认为半岛局势可能存在自己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变数。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
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最后，通过对比由VICS文本分析系统得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五组重要信念，可发现中美实现合作的契机在于双方都认为和平谈判是最佳战略，但合作的障碍是两国对朝鲜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异。由于关于政治本质的信念在整个信念体系中发挥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中美两国对朝鲜与朝核问题的定位差异无疑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最大阻碍。事实上，这种本质信念的差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立场和政策，也影响着两国处理朝核问题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是两国共同的手段偏好，这就使得两个本质信念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因手段偏好相同而不断协调立场、最终实现合作的可能。在信念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同时，行为也能改变信念。在探讨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时，既要分析信念对两国互动的影响，也要关注外在因素对两国信念造成的改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朝美峰会:动力、障碍与出路[J]. 王俊生.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04)
[2]朝核问题与中美核安全博弈[J]. 李明月. 国际关系研究. 2019(02)
[3]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效果与前景[J]. 王付东,杨文静. 和平与发展. 2019(02)
[4]大战略调整背景下的战略不确定性——特朗普对朝政策与半岛安全形势演进[J]. 葛汉文. 东北亚论坛. 2019(01)
[5]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J]. 左希迎. 当代亚太. 2018(04)
[6]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动因、评估与展望[J]. 郑继永.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7]朝核变局中的美国因素[J]. 杨文静.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8]冬奥外交、韩朝接触与美朝首脑会谈——朝鲜半岛是否将出现历史性新变化?[J]. 朱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3)
[9]朝鲜核问题的战略本质:反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博弈?[J]. 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2)
[10]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J]. 陈翔.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01)
本文编号：3370936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20,5(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31 页
【部分图文】：
朝鲜历年导弹试验情况
首先，从哲学性信念来看（见图2），中美对朝鲜的敌友地位是不同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也不尽相同。就对朝定位而言，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友好伙伴，即便第二阶段中P-1指数由前一阶段的0.52下降至0.28，但仍处于较为友好水平。这说明，即便是在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一意孤行、中朝两国的政治交流不太顺畅的情况下，中国虽有担忧，但依旧视朝鲜为朋友。相反，美国将朝鲜定义为威胁性不大的敌人，其P-1指数在2018年以前一直处在低程度的敌对水平，即便2018年后朝美首脑开始交流互动，第三阶段中P-1(P-1=0.18）指数也只是稍有上升到最低水平的友好认知（其范围0<P-1<0.25）。就朝核问题的未来前景而言，中国持谨慎乐观态度（三个阶段的P-2指数分别为0.29、0.13、0.39），而美国却较为悲观，甚至在第二阶段出现了最悲观的预期（P-2=-0.25）。值得关注的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中美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保持乐观态度，并且中美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期待高于此前任一阶段。就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动权而言，三个阶段内中美两国P-4指数均低于0.3，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意志越来越低，美国虽然变化不明显，但其信念水平较低。中美都期待其他国家能贡献更多力量，这也意味着两方都认为半岛局势可能存在自己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变数。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
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最后，通过对比由VICS文本分析系统得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五组重要信念，可发现中美实现合作的契机在于双方都认为和平谈判是最佳战略，但合作的障碍是两国对朝鲜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异。由于关于政治本质的信念在整个信念体系中发挥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中美两国对朝鲜与朝核问题的定位差异无疑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最大阻碍。事实上，这种本质信念的差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立场和政策，也影响着两国处理朝核问题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是两国共同的手段偏好，这就使得两个本质信念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因手段偏好相同而不断协调立场、最终实现合作的可能。在信念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同时，行为也能改变信念。在探讨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时，既要分析信念对两国互动的影响，也要关注外在因素对两国信念造成的改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朝美峰会:动力、障碍与出路[J]. 王俊生.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04)
[2]朝核问题与中美核安全博弈[J]. 李明月. 国际关系研究. 2019(02)
[3]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效果与前景[J]. 王付东,杨文静. 和平与发展. 2019(02)
[4]大战略调整背景下的战略不确定性——特朗普对朝政策与半岛安全形势演进[J]. 葛汉文. 东北亚论坛. 2019(01)
[5]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J]. 左希迎. 当代亚太. 2018(04)
[6]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动因、评估与展望[J]. 郑继永.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7]朝核变局中的美国因素[J]. 杨文静.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8]冬奥外交、韩朝接触与美朝首脑会谈——朝鲜半岛是否将出现历史性新变化?[J]. 朱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3)
[9]朝鲜核问题的战略本质:反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博弈?[J]. 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2)
[10]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J]. 陈翔.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01)
本文编号：337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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