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

  本文关键词：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论文发表 > 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

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

发布日期： 2014-01-15 发布：  

  2013年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3篇

　　[内容提要]贫穷真的是民主的敌人吗？笔者以此问题意识为引导来重新理解经济因素同民主的关系。本文认为贫穷确实存在反对民主的可能性，但是贫穷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敌人，只有当贫穷造成的经济不平等超过一定水平时，贫穷才会妨害民主。经济不平等的阶层依据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来决定自身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策略，只有当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促使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结盟从而形成温和的再分配政策的时候，民主才能作为反映阶层利益均衡的政治体制而出现。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民主 贫穷 经济不平等 再分配
　　一、文献与问题
　　民主何以发生？富裕的国家几乎都实行民主政治，经济条件与民主之间的关联激发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的兴趣，20世纪50、60年代大量的研究试图证实经济因素是民主发生的关键条件。然而，民主在20世纪60、70年代遭受了重创，亚非拉地区很多发展不错的国家纷纷走向威权政治，因此学界关于民主发生问题的研究开始试图抛弃经济等结构性要素的分析视角，转而注重对政治精英的策略和行动进行研究。
　　罗斯托（Dankwar Rustow）在1970年发表的转折性意见认为，不是经济条件决定了民主，而是政治精英选择了民主，政治精英的分化组合不是根源于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来源于他们对于政体变迁的态度，政治精英的行为是有策略的，而策略的选择受到可预期的盟友和敌人的制约。罗斯托的研究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唐奈（GuillermoO’Donell）和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在其合作的经典文献中总结道：民主的发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其间意外、信息不足、冒进的选择、动机和利益的混淆、难以确定的政治认同、特定的个人才能等因素都对政治转型的结果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此类短期的政治行为是不可能从结构直接推导出来的。
　　但是行为分析未能解释精英的偏好和能力是如何形成和改变的，也未能清楚地界定相互竞争的精英所凭借的资源及其类型，而资源恰是决定谈判权力的基础。纵使长远的利益对精英的短期行为约束无力，但可预见的经济条件对精英的利益认知和谈判权力则有着决定性影响。行为分析的局限性唤起了学界对动态的、中观的乃至微观的结构性要素的重视，于是大量的研究将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阶级力量、收入不平等、再分配等要素作为理解民主发生的主要变量。
　　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即使不能说民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至少能够认定经济发展对民主有着明显的促进效应，在特定的经济水平区间内，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民主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经济发展对民主的正向效应是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来传递的。首先，经济发展提高了教育水平，教育有利于形成倾向民主的政治态度。其次，经济发展扩大了支持民主的中层阶级的规模，减少了易受反民主的政党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贫穷阶级的规模，而这又将缓和阶级冲突的强度。最后，中产阶级的职业对教育的要求反过来强化了中产阶级温和的、倾向于民主的政治态度。
　　很多文献试图修正李普塞特的研究结论或者推进对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关系的中介机制的研究。库尔斯（James Kurth）重新定义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民主之间存在关联，在以生产非耐用消费品产业为主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发生，但是当产业结构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级阶段时，经济发展将不利于民主的发生或持续，而当经济发展到主要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高级阶段时，经济发展对民主的正向联系重新出现了。看来经济发展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条单向递增的曲线，而是一条曲折的N型曲线。
　　在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中介机制方面，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史蒂芬夫妇（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不同意李普塞特的看法，他们认为民主是阶级力量平衡导致的。“经济发展不仅扩大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化权力，而且也腐蚀了反民主的地主阶级的权力和力量，特别是控制了工人阶级的强制性国家权力。”中产阶级在阶级力量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其角色则模棱两可，其政治态度易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反民主联盟的影响。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态度光谱中占据的中间位置，使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产阶级选择同工人阶级结盟还是同统治阶级结盟将决定民主发生与否。
　　爱德华·穆勒（Edward Muller）则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中介机制不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而是经济不平等和再分配。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是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扩大，贫穷阶级的规模和组织性权力也得到增强，如果此时进行民主转型，那么憎恨不平等的贫穷阶级将利用选举政治来重新安排财产制度，这种前景将严重损害富裕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导致统治阶级敌视民主。如果贫穷阶级的要求得到了组织资源的支持，那么统治阶级的镇压和贫穷阶级的革命将难以避免。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民主发生时间的关键性，如果普选权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实现，经济不平等与民主之间就存在严重的冲突，而如果普选权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实现，经济发展将缩小收入不平等，从而有利于民主的建立。不难发现，穆勒的分析比库尔斯的解释更加细致，但同样支持了库尔斯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呈现N型曲线的结论。
　　学者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民主的问题上存在争论，但是在经济发展促进了民主这个观点上则是一致的。经济发展促进民主有着深层次的蕴涵，即贫穷或日经济不发达阻碍了民主。从贫穷的角度来探求民主的发生机制，要比从富裕或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寻找民主的发生机制更具价值，因为一方面，大多数国家还是穷国，其中有些国家建立了民主，有些国家从未发生民主，如何解释穷国在民主发生问题上的差异是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另一方面，民主是大众政治，任何国家富裕的群体总是少数，而大多数公民则处在贫穷或相对贫穷的状态，民主只有得到了大多数公民的支持才能够持续。 　　本文致力于探讨贫穷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贫穷真的是民主的敌人吗？笔者以此问题意识为引导来重新理解经济因素同民主的关系。本文认为贫穷确实存在反对民主的可能性，但是贫穷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敌人，只有当贫穷造成的经济不平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贫穷才会妨害民主。经济不平等的阶层依据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来决定自身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策略，只有当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促使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结盟从而形成温和的再分配政策的时候，民主才能作为反映阶层利益均衡的政治体制而出现。
　　二、贫穷，民主的敌人？
　　贫穷滋生独裁，富裕孕育民主，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见。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李曼基（Fernando Limongi）提供了一份贫穷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数据图，他们收集了100多个国家从1950年到199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并测量其与民主崩溃和民主持续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下降，民主崩溃的可能性趋于增强，民主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39个民主崩溃的案例中，人均国民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有31个，居于3001—4000美元之间的有4个，居于4001—7000美元之间的有4个，高于7000美元的为0。从民主持续的时间来看，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降低，民主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055美元时，民主将稳定地持续下去，处在5001—6055美元之间时，民主的预期寿命可达111年；在4001—5000美元之间时，民主的预期寿命可达54年；处在3001—4000美元之间时，民主的预期寿命只有36年；处在2001—3000美元之间时，民主的预期寿命只有27年；处在1001—2000美元之间时，民主的预期寿命只有18年；低于1000美元时，民主的维系时间平均只有8年。
　　统计分析的结果似乎揭示出了贫穷与民主之间的敌对关系，然而贫穷妨碍民主的机制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贫穷何以成了民主的敌人？说“贫穷是民主的敌人”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穷人妨碍民主，其二是穷国无法建立和维系民主。其实这两层含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穷国有着更多的穷人，穷国对民主的拒绝最终要建立在其国民的态度之上，因此本文对贫穷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不仅力图在微观层次上解释穷人妨碍民主的机制，而且着力在宏观层次上解释穷国拒绝民主的机理。
　　穷人对民主的妨害借助三种机制来实现。第一种机制是穷人不参与民主，民主对于穷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穷人没有时间和金钱，只有其收入提升到相当富裕的程度时，他们才会产生民主的需求。问题在于穷人不参与民主绝不等于不参与政治，贫困往往将穷人送进激进政治的轨道，从而以种种非正常的政治行动来损害民主。
　　第二种机制是穷人参与到民主中来，但是由于穷人易于接受反民主的价值，于是导致民主走向崩溃和威权政治的建立。从代议民主的发展来看，穷人争取代表权的斗争推动了代议制度的民主化，同时造成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难免滋生激进运动和极端信条。民主所必需的政治参与率是通过赋予原先被排斥的群体（主要是穷人）以政治权利来保持的，这就增强了穷人在民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民主中穷人确实可能成为具有潜在颠覆性的力量。
　　第三种机制是穷人参与民主引发了富人的恐慌，富人转而寻求威权政治的保护，从而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崩溃。穷人对民主的支持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权利有着价值上的肯定，而且是因为民主确实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穷人在选票上的优势决定了民选政府要推行再分配政策，这意味着要对富裕阶层的财产进行征收，并以各种形式对穷人进行补贴，因此如果再分配政策超出了富裕阶层的承受程度，他们将会要求将穷人驱赶出政治领域，这就是推翻民主转而建立威权政治。由此可见，只有当民主在满足穷人要求的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富人的恐惧之时，民主才能维持下去。
　　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一般建立在该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的基础上，而特定国家国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则与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穷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压力，构成了贫穷阻碍民主的微观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宏观结构。
　　穷国处在依附性发展的状态，一方面穷国努力推进工业化以求消除被国民所憎恨的经济和政治依附，另一方面外汇是穷国推进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外汇只能通过国际市场获取，因此依附性发展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如果出口部门能够提供必要的外汇，而且国内工业企业还能继续横向扩张，那么政府就能获得平民主义联盟的政治支持，依附性发展的内在紧张关系就能缓和。问题在于依附性发展有着自身的瓶颈，国内工业的有效运转严重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后者的波动制约了出口部门提供外汇的能力，外汇的短缺将引发经济危机。要想走出经济困境，就必须转向集约化发展，这不仅意味着要重新回到依附国际资本的状态，而且意味着要削减一系列与平民阶层利益直接相关的低效率的部门。
　　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虽然政策调整的方向逐渐明确，但是不同阶层对于具体的政策并未形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因政策转向而造成利益损失的贫穷阶层将不断发起反抗行动，而依靠平民主义联盟建立起来的政府越来越无能，以致造成对正常渠道的普遍失望，于是富裕阶层认定平民是现存社会安排的严重威胁，只有搁置民众的消费需求和排斥其政治权利，才能实现经济政策的完全转型和政治的稳定，这就形成了贫穷阶层与富裕阶层两军对垒的局面，这种形势决定了获胜方必须对失败方的政治活动加以限制，因此形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建立威权体制。
　　三、经济不平等之上的政治博弈
　　本文对穷人妨碍民主的微观机制分析和对穷国难以维系民主的宏观机理分析，似乎已经能够确认贫穷作为民主敌人的身份。然而民主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力图为贫穷辩护。“民主在穷国得到了穷人的广泛支持，穷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民主体制绝不是疏远、冷淡乃至反对的，较之民主的替代品，他们对于民主有着坚定地支持，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诸多活动中他们的参与一点也不比富裕的同胞少。”如何认识不同证据造成的解释困境呢？其实单单贫穷并不足以成为民主的敌人，真正的问题在于贫穷造成的阶层不平等、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正是它们共同导致了贫穷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民主是精英对民众让步的结果，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均衡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只有当精英和民众的要求都能够得到保障的时候，民主才能存续。显而易见，作为一种体现利益保障共识的制度安排，民主内在地包含着不平等的阶层之间的冲突，如果源自不平等的冲突难以通过民主来控制和缓和，那么不平等就同民主难以相容。源自不平等的冲突实际上就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首先，民众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形成了通过民主来制定有利于民众的再分配政策的要求，不平等程度越深，贫穷群体的规模越大，再分配的要求就会越强烈，但是再分配政策是建立在对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基础上的，而后者将会招来富裕阶层的强烈反对，因此如果不改变高额的税收政策，那么富裕阶层就会产生拥护威权体制的冲动。其次，富裕阶层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是滋生政治不平等的基础，富裕阶层可以歪曲法律、妨碍司法、侵害人权、贿赂官员、乃至践踏宪法和制度，这使得政府在有势力的富裕阶层面前变得非常脆弱和缺乏效率，无能的政府不仅不能约束经济不平等，反而会导致政治不平等，于是严重的不平等孕育民众革命，从而导致极权体制的出现。
　　贫穷通过不平等来妨害民主，不平等则通过阶层的政治选择来影响民主，而阶层的政治选择则取决于不平等之上的政治博弈的后果，此种后果就是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再分配政策导致的公民收益状况。诚如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所言：“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由该政权下公民收入分配结果决定的。我们知道每种政治制度都是某一社会通过整合个体偏好继而实现经济资产理想分配的特定机制，所有政治参与者都拥有相应的策略以保障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制度，即实现各自福利的最大化。获益最少的个体会支持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给予其重新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机制的机会。与之相反，在民主之下收入会受损的富裕公民则青睐只有富人拥有投票权的宪政结构。”不同的政治体制将形成不同的再分配政策，生活在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公民不仅对现行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有着切实的体验，而且对替代性的政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也有着清楚的认知。经济上不平等的阶层将在再分配政策问题上形成冲突，贫穷阶层将在激烈的再分配政策影响下获益甚丰故而支持民主，而富裕阶层将在激烈的再分配政策中失去大量的财富故而竭力扭曲民主，甚或颠覆民主，转而建立威权体制。
　　民主体制中的再分配政策取决于公民的政策偏好，而公民的政策偏好取决于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则再分配的程度就越高。但是由于公民对于再分配政策的后果早已清楚，而且不同阶层将根据预知的后果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再分配政策会受到政治上可行性的制约。分析经济不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关注公民的政策偏好及其导致的再分配政策，而是要将分析的重点放到源于不同阶层之间策略互动的政策的政治可行性上。再分配政策的可行性与经济不平等的类型、阶层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换言之，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影响受到不平等的类型和阶层之间关系的制约。
　　经济不平等的类型依据其受到再分配政策影响的程度而定，如果可以通过可行的再分配政策缩小不平等的程度，那么此种不平等就是柔性的，反之则是刚性的。不平等的类型取决于资本类型，资本类型可以从资本的流动性和专用性两个角度分析。资本的流动性是指资本在物理空间中转移的能力，资本的专用性则是指资本用于特定领域后被锁定的程度，或者说资本被改变用途之后自身价值降低的程度。资本的流动性和专用性，都是用来衡量资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抵抗国家对其实施的征收政策的尺度，流动性越强、专用性程度越低的资本，越是能够逃避国家对其进行的高税收政策，而流动性越弱、专用性程度越高的资本，在面对国家的高税收政策时就越是被动。流动性越强、专用性程度越低的资本对再分配政策保持着很高的敏感度，如果国家执行激烈的再分配政策，富裕阶层就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以规避不利的再分配政策。有鉴于此，国家将不会采取敌视富裕阶层的再分配政策，税率会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因此尽管该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富裕阶层还是能够接受民主。如果富裕阶层拥有的资产主要是难以转移且专用性程度高的固定资产，那么当国家对富裕阶层征收重税时，富裕阶层将会强烈地反对民主，因为只有将贫穷阶层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富裕阶层才能制定可以保护自己财产的税收政策。
　　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影响同样受到阶层之间关系的制约，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不平等基本上是由阶层结构造成的，而且是因为阶层之间的策略互动和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体制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类型等因素对民主的影响，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不同阶层的策略选择和政治行动上，不同的阶层究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不仅取决于它们对再分配政策影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且取决于不同阶层拥有的政治资源的状况。富裕阶层面对再分配的压力倾向于反对民主，但是富裕阶层是否采取反对民主的行动受到贫穷阶层所能采取的行动的制约，如果贫穷阶层拥有充足的组织资源，那么富裕阶层对民主的反对将遭遇到革命的威胁，一旦贫穷阶层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那么富裕阶层的财富将会被贫穷阶层以革命的名义剥夺殆尽。由此可见，即使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激烈的再分配政策，富裕阶层也不一定会采取敌对民主的行动，慑于革命的威胁，，富裕阶层往往会容忍民主。面对革命的威慑，富裕阶层并非无能为力，如果是贫穷阶层和中产阶层结盟发动的革命，那么富裕阶层将采取行动争取中产阶层以分化革命同盟，如果富裕阶层所作出的让步能够争取中产阶层与之结盟，那么贫穷阶层的革命势力将受到严重削弱并容易被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共同镇压。
　　发生在经济不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博弈基本上是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冲突，但是冲突的最终后果往往取决于中产阶层究竟同贫穷阶层结盟还是同富裕阶层结盟，特别是当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富裕阶层与形成了组织化团结的贫穷阶层势均力敌之时，中产阶层就成为决定民主体制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中产阶层的结盟策略取决于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如果中产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大于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那么再分配政策将会损害中产阶层的利益，因此中产阶层将选择与富裕阶层结盟；如果中产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小于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那么民主体制将提升中产阶层的利益，因此中产阶层将与贫穷阶层结成反对富裕阶层的政治同盟进而建立民主。 　　其实中产阶层并非只是被动的结盟者，如果中产阶层规模不足、力量有限，那么中产阶层就会在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的政治冲突中扮演“搭便车者”的角色，但是如果中产阶层足够庞大，那么中产阶层就成为了“中位选民”，而且如果中产阶层比较富裕，其中间位置促使中产阶层倾向于有限的再分配政策，这就不仅可以保证再分配政策不会过于背离富裕阶层的利益，也可以保障贫穷阶层改善自己收益的需求。因此，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层充当了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缓冲器，既阻止了富裕阶层镇压贫穷阶层的企图，又阻止了贫穷阶层发动革命以剥夺富裕阶层的冲动。由此可见，中产阶层是不平等的社会建立民主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四、再分配的限度：民主体制中的不平等
　　民主是经济上不平等的阶层进行政治博弈的结果，当组织起来的阶层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时候，不同阶层的政治博弈便达到一个均衡点，于是民主就作为反映利益均衡的制度而出现。富裕阶层接受民主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存在保证了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是温和的，而贫穷阶层对民主的拥护是因为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改善其收益。既然再分配政策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最终收益，那么民主体制中的经济不平等能够得到改善吗？
　　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平等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民选政府更为透明和廉洁，它不仅能够及时和充分地掌握民众的信息，而且具有对民众诉求作出更好回应的能力，因此民主确实能够实质性增加民众的物质利益。民选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是因为执政者受制于贫穷阶层的选票，选举越是具有竞争性，政府越是倾向于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如果民选政府能够落实竞选时的纲领，那么民主程度高的政府所推行的再分配政策不仅能够限制富裕阶层的规模，而且能够缩小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方面的差距。然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Jackman）却认为民主与经济平等之间毫无关联，民主不仅难以借助再分配政策在改善经济不平等方面发挥独立的影响，而且也不可能联合其他能够改善经济不平等的机制发挥辅助性影响。
　　民主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答案只能依据民主的特性来寻找。首先，民主是以利益均衡为基础的，贫穷阶层不能追求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否则会招致富裕阶层对民主的敌视，甚至可能导致民主崩溃。与此同时，富裕阶层也不能追求保守的再分配政策，如果民主不能改善贫穷阶层的经济状况，那么贫穷阶层将会对民主失去信心，引发革命或者促使贫穷阶层拥护极权体制。不言而喻，民主体制中的再分配政策有其限度，划定限度的尺度是中位选民的收入水平，只有当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中位选民获益时，中产阶层与贫穷阶层的联盟才能够维持，此时再分配政策的温和程度就可以保障富裕阶层接受民主。概而论之，民主体制中的再分配政策必须守住阶层之间的政治均衡。
　　其次，选举是一场广泛的政治动员，为了上台执政，政党及其候选人会竞相争取选票，选民则根据政党和候选人的纲领来判断自身未来的收益状况，然后进行投票。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民事实上很难根据政党和候选人的纲领来对自身未来的收益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相互竞争的政党和候选人为了保险起见，都倾向于制定概括性的、大同小异的政策纲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内容。此类纲领之所以能够吸引选民，原因在于它具有一套逻辑自治的说辞，这就是：政府的政策不只是直接改善贫困选民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创造机会平等。由此可见，选民的政策偏好同样受到政治家的塑造，它既能够影响政治过程，同时也被政治过程所影响。
　　再次，政党和政治候选人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纲领，选民能够由此清楚地判断自身的未来收益并进行选择，但是候选人胜选之后的执政行为不会受限于选民的政策偏好。遵照选民偏好执政的纲领性政党是同“一致的多数”共存的，但是即使在非常完善的民主体制中也不存在“一致的多数”，不管是相互竞争的政党、候选人还是选民，都不是按照界线分明的“左一右光谱”分布的，因此胜选的政党和候选人都是建立在彼此之间存在分歧的少数群体共同支持的基础之上。执政者在政策选择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究竟应该怎样制定政策，更多地受制于执政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选民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贫穷阶层难以获得改善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最后，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民主体制的持续其强度总体上呈现出了边际递减的状态。在民主建立之初，再分配政策的强度确实得到增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公共部门开支迅速增长的过程，但是伴随着民主体制的巩固，这一趋势将逐渐减弱。民主意味着政治权利向贫穷阶层扩张，政治权利不仅包括选举权，而且包括合法组织起来并开展集体行动的权利，利用再分配政策来改善不平等就是贫穷阶层行使此种权利的典型。民主初创之际，贫穷阶层的政治热情、组织化程度、集体行动能力对政府的决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可能长期维持，民众参与投票或集体行动的意愿都会伴随着民主的巩固而陷入低迷状态，除非出现重大的事件重新激活选民的政治热情。可以说，再分配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一旦达到了利益均衡，贫穷阶层就难以再通过再分配政策进一步改善经济不平等了。
　　虽然民主反映了贫穷阶层的利益，但是民主的特性决定了再分配政策不可能完全按照贫穷阶层的偏好来制定，因此民主通过再分配政策改善经济不平等的效果是有限的。就再分配政策本身而言，不管其强度有多大，都不能被简单地认定完全是由贫穷阶层的压力导致的。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均衡分布、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首先，现代社会的风险不是平均分配给社会成员的，现代技术的冲击使得工业事故、失业、特种疾病集中在了特定群体身上，这就要求公共开支建立集体保险计划。其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增加了养老金、医疗卫生费用的规模，这也将导致公共开支规模的扩张。最后，经济增长的预期促使政府动用公共开支进行干预，“为了应对困扰关键基础设施供应的市场失灵现象，以及建立一个推动私人投资的监管框架，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增加税收。同样，经济开放程度较高，会限制国家管理国内经济周期的能力，从而刺激出台公共项目以补偿受损者利益”。
　　既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再分配政策在改善经济不平等方面成效有限，那么为什么贫穷阶层仍然拥护民主呢？贫穷阶层对民主的拥护除了物质利益的考虑之外，还在于贫穷阶层的民主认同感。首先，贫穷阶层对政治权利有高度认同，相信至少在政治上他们同中产阶层、富裕阶层是平等的。其次，贫穷阶层对民主体制中的公共权力有高度认同，相信他们的再分配要求能够在下次选举中得到更好的表达，从而迎来能够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再分配政策的政府。最后，贫穷阶层相信民主的治理绩效，即期望民主体制的法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公共设施建设等特性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进而创造贫穷阶层改善自身经济收入的机会。
　　五、总结
　　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经济繁荣能促进民主时，是否意味着贫穷是民主的敌人？笔者认为贫穷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敌对关系，在表象的背后潜藏着更为复杂的因果机制，贫穷对民主的妨害是不同阶层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政治体制与公民福利密切相关，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将对经济不平等的阶层的利益得失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阶层根据利益得失的计算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如果经济不平等程度过高，富裕阶层将在民主体制下承担巨大的税收份额，这将促使富裕阶层激烈地敌视民主；如果中产阶层相对富裕且规模巨大，那么民主体制下的再分配政策将是温和的，故而能够吸引富裕阶层接纳民主。重要的是再分配政策不是完全由经济不平等决定的，考虑到不同阶层之间的策略互动，再分配政策在政治上必须是可行的，因此资本类型和政治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布是分析民主体制中的再分配政策的关键。概而论之，民主能否与经济不平等共存，是由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等结构性条件限定下的阶层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的，中产阶层同贫穷阶层结盟是民主发生和存续的关键。
　　[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 闫健）

  本文关键词：贫穷、经济不平等与再分配:民主的政治经济机理，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