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过程中的省际减排成效评价
发布时间：2021-04-06 03:50
采用矫正系数衡量各省份的减排有效性,根据各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及产值份额构建自上而下的全国能源行业碳排强度恒等式,运用LMDI-Ⅰ分解方法获取各省份、各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及产值份额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并遵循"减排有效性-碳排放强度贡献-省份综合贡献-减排有效性与省份综合贡献关系"的思路对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过程中各省份的减排成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①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16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5%。②超过一半的省份为减排有效区且数量呈增加趋势,而减排未达标的省份多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各省份间的减排路径存在显著差异。③多数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省份差异逐渐缩小。④省份减排综合贡献的进位赶超势头强劲,绝大多数省份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作出了贡献,且多个省份的综合贡献等级呈正向发展,东部地区是主要的降排贡献区。⑤减排成效良好省份数量最多,中等区多散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及少数内陆地区,欠佳区在西部地区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未来各省份不仅要根据自身的减排成效特征因地制宜的选择低碳发展道路,还应与全国碳排...
【文章来源】：地理研究. 2020,39(08)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2005—2016年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
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普遍上升，变动速率各异，但区域差异性逐渐收缩（图2）。河南、四川、广东、安徽等19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加值最多是福建、陕西、广东，其贡献率分别增加了1.71%、1.60%、1.58%，表明这3省具有较强的碳减排改善能力，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福建和广东2省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高效节能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产业结构“退二进三”及高碳行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力度，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显著，而陕西则主要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能两方面显著地降低碳排放强度。山西、辽宁、江苏、北京、上海等11省份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北京、上海虽为经济发达区域，但由于减排效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其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空间更小，减排难度更大，因此其贡献率逐渐下降。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最高的省份由山西转为河北，其中山西2005—2010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44.06%，而河北2010—2016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50.57%，反映出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河北一方面借助京津冀协同力量加深与北京和天津两市碳减排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北京和天津两市扩散效应的作用下，承接京津转移产业，促使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转化，达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目的，助推面向高级化与合理化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除出现负值的海南和新疆外，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为正的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由前阶段的85倍缩小至43倍，说明在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各省份均积极应对减排压力，区域差异逐渐减小。3.4 省份综合贡献评价
东部地区是促进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贡献区（表3）。两个阶段东、中、西部地区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分别稳定在51%、35%和14%左右，70%和60%的高值区分布于东部地区，呈现出东部地区远超中部和西部、中部地区远超西部地区的非均衡排位特征，说明东部地区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实践者与促进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力军”，对其他区域的碳减排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更有利于通过节能技术减排的发展来提高减排的综合贡献率，而差的经济发展环境加深了对高碳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区域减排的综合贡献率。不同等级综合贡献区均呈现“集聚化”空间分布特征（表3）。两个阶段高值贡献区在空间上均具有“两点一面”的分布结构，2005—2010年的面状高贡献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及周边的华北地区，黑龙江、广东两省分别散落于面状高值贡献区外的北部和南部；与第一阶段相比，2010—2016年高值贡献区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面状区域在原有基础上向中部延伸，广东和四川分别在其东南、西南方向隆起。总体看来，面状高值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相对高。中贡献区先在西南及其周边形成集聚面，其后该面状区逐渐支解，在南部地区呈破碎状弧带分布特征，而新的面状集聚区即内-黑-吉连片分布区横亘于北部延边地区。低水平区在西部地区汇聚为面状区域，但在中部地区由面状集聚转为孤立分布。不同等级省份综合贡献的面状集聚分布特征一方面反映出局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禀赋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减排政策、减排措施等可能存在区域趋同效应。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异质性工业企业碳减排状态与路径的比较[J]. 杨思涵,佟孟华,刘睿婕,邢秉昆. 中国环境科学. 2019(06)
[2]从“鞭打快牛”到效率驱动:中国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J]. 钱浩祺,吴力波,任飞州. 经济研究. 2019(03)
[3]中国省级区域初始碳配额分配方案研究——基于责任与目标、公平与效率的视角[J]. 王文举,陈真玲. 管理世界. 2019(03)
[4]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性研究[J]. 杨子晖,陈里璇,罗彤. 管理科学学报. 2019(02)
[5]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演化与低碳发展路径选择[J]. 刘晓燕,孙慧. 统计与决策. 2019(02)
[6]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政策设计——基于CGE模型的实证研究[J]. 邱立新,徐海涛. 科学与管理. 2018(05)
[7]2020和2030年碳强度目标约束下中国碳排放权的省区分解[J]. 王勇,程瑜,杨光春,董莹. 中国环境科学. 2018(08)
[8]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J]. 苗长虹,胡志强,耿凤娟,苗健铭. 地理研究. 2018(07)
[9]中国省域碳强度空间依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J]. 刘贤赵,高长春,张勇,张东水,谢金宁,宋焱,王志强. 地理科学. 2018(05)
[10]基于LMDI的区域产业碳排放脱钩努力研究[J]. 刘博文,张贤,杨琳.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04)
本文编号：3120699
【文章来源】：地理研究. 2020,39(08)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2005—2016年中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
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普遍上升，变动速率各异，但区域差异性逐渐收缩（图2）。河南、四川、广东、安徽等19省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加值最多是福建、陕西、广东，其贡献率分别增加了1.71%、1.60%、1.58%，表明这3省具有较强的碳减排改善能力，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福建和广东2省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高效节能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产业结构“退二进三”及高碳行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力度，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显著，而陕西则主要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能两方面显著地降低碳排放强度。山西、辽宁、江苏、北京、上海等11省份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北京、上海虽为经济发达区域，但由于减排效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其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空间更小，减排难度更大，因此其贡献率逐渐下降。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最高的省份由山西转为河北，其中山西2005—2010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44.06%，而河北2010—2016年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50.57%，反映出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河北一方面借助京津冀协同力量加深与北京和天津两市碳减排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北京和天津两市扩散效应的作用下，承接京津转移产业，促使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转化，达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目的，助推面向高级化与合理化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除出现负值的海南和新疆外，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贡献率为正的最大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由前阶段的85倍缩小至43倍，说明在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各省份均积极应对减排压力，区域差异逐渐减小。3.4 省份综合贡献评价
东部地区是促进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贡献区（表3）。两个阶段东、中、西部地区对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分别稳定在51%、35%和14%左右，70%和60%的高值区分布于东部地区，呈现出东部地区远超中部和西部、中部地区远超西部地区的非均衡排位特征，说明东部地区为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实践者与促进全国能源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力军”，对其他区域的碳减排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更有利于通过节能技术减排的发展来提高减排的综合贡献率，而差的经济发展环境加深了对高碳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区域减排的综合贡献率。不同等级综合贡献区均呈现“集聚化”空间分布特征（表3）。两个阶段高值贡献区在空间上均具有“两点一面”的分布结构，2005—2010年的面状高贡献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及周边的华北地区，黑龙江、广东两省分别散落于面状高值贡献区外的北部和南部；与第一阶段相比，2010—2016年高值贡献区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面状区域在原有基础上向中部延伸，广东和四川分别在其东南、西南方向隆起。总体看来，面状高值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相对高。中贡献区先在西南及其周边形成集聚面，其后该面状区逐渐支解，在南部地区呈破碎状弧带分布特征，而新的面状集聚区即内-黑-吉连片分布区横亘于北部延边地区。低水平区在西部地区汇聚为面状区域，但在中部地区由面状集聚转为孤立分布。不同等级省份综合贡献的面状集聚分布特征一方面反映出局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禀赋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减排政策、减排措施等可能存在区域趋同效应。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异质性工业企业碳减排状态与路径的比较[J]. 杨思涵,佟孟华,刘睿婕,邢秉昆. 中国环境科学. 2019(06)
[2]从“鞭打快牛”到效率驱动:中国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J]. 钱浩祺,吴力波,任飞州. 经济研究. 2019(03)
[3]中国省级区域初始碳配额分配方案研究——基于责任与目标、公平与效率的视角[J]. 王文举,陈真玲. 管理世界. 2019(03)
[4]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性研究[J]. 杨子晖,陈里璇,罗彤. 管理科学学报. 2019(02)
[5]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演化与低碳发展路径选择[J]. 刘晓燕,孙慧. 统计与决策. 2019(02)
[6]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政策设计——基于CGE模型的实证研究[J]. 邱立新,徐海涛. 科学与管理. 2018(05)
[7]2020和2030年碳强度目标约束下中国碳排放权的省区分解[J]. 王勇,程瑜,杨光春,董莹. 中国环境科学. 2018(08)
[8]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J]. 苗长虹,胡志强,耿凤娟,苗健铭. 地理研究. 2018(07)
[9]中国省域碳强度空间依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J]. 刘贤赵,高长春,张勇,张东水,谢金宁,宋焱,王志强. 地理科学. 2018(05)
[10]基于LMDI的区域产业碳排放脱钩努力研究[J]. 刘博文,张贤,杨琳.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04)
本文编号：312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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