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及情景模拟
【图文】:
为了探索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利用 GeoDa095i 软件依次得到 2000、2005、2010、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指数的全局 Moran’sI及其P检验值分别是0.01(20.674)、-0.12(70.381)、-0.14(30.306)、-0.147(0.289)。4 年的 P 值均未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镇化无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同样地,利用表 3-1 表征生态环境的指标和熵值法计算出生态环境质量,也被发现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图 4-3(b))。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 2000-2010年这 10 年间有了较大提高,而 2010-2015 年时间段内基本保持稳定状态。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及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常德市提高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武汉城市群的咸宁、仙桃、天门等市。整体生态环境质量上看,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优,其次分别是环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群。然后其空间自相关性检测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全局 Moran’s I 及其 P 检验值分别是-0.001(0.777)、0.422(0.000)、0.324(0.001)、0.274(0.006)。由 P 检验值可知,除 2000 年外,其余年份均通过 5%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除 2000 年以外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P 值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图4-4(b)),局部 R2超过了 60%(图 4-4(c,d)),表明这一期间大部分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且不断增强的负向胁迫作用。就局部差异而言,图 4-4(a)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0-2015 年生态环境受到的城镇化胁迫压力呈现“西南低、东北高”的空间格局特征。相对而言,武汉城市群内的城市生态环境受到的城镇化胁迫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东部和北部的城市分布位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内,这分别是城镇水平最低和最高的地方(图 4-3(a))。相反,这也分别是整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最高和最低的地方(图 4-3(b))。因此,对于生态环境受到的城镇化胁迫影响的原因,可能是武汉城市群城镇化进程太快而导致环境自我修复能力跟不上被破坏速度。而环鄱阳湖城市群内自然环境保护区较多,,流域资源占比较大,区域发展过程中开发占用这些自然资源,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TU984;X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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