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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生态伦理浅析

                                             朱俊林

                                2006年7月第4期(总第24期)伦理学研究

[摘　要] 　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带。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食品、医药、环保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它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危险,即有可能影响生态环境,危害人类健康。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思考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

[关键词] 　转基因　技术　安全性　生态伦理

转基因技术就是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或组织,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物质及其后代而形成的一整套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细胞中,使其具有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性状,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食物短缺、能源匮乏、疾病猖獗、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它包括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微生物,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等,这是一个新兴独立的技术领域。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代表着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是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带,是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增长链,是未来前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1 ]但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历史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危险,并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及其安全隐患

1. 转基因技术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基因技术发展迅猛,转基因作物的生产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种植面积直线上升。1996 年仅为170 万公顷,到2004 年,已达8100万公顷。美国的农作物转基因的占了70%多。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目前世界上转基因植物应用最广的国家[ 2 ] 。1995～1998年的4 年间,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植物销售收入增加了20倍, 2000年已超过30亿美元,预计到今年,全球转基因植物产品的产值达到80 亿美元,预计到2010 年将达到250 亿美元[ 3 ] 。转基因技术有如下优势:第一,增加产量。在传统作物中植入快速生长基因后,农作物的特性得到了改善,不仅可缩短生长期而且还增加作物产量,使土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也使人类从此告别缺粮的历史。第二,改良品质。植入不同的基因片段,可使食品的外观、味道、口感甚至营养成分完全改变,将使人类的食物进入一个随心所欲的新时期。第三,增强抗逆性。通过基因改变,使传统作物具备了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因此可大大减少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防止环境污染;通过改良基因,人类能让作物具有耐寒、耐热、耐干旱或耐涝的不同特性,从而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农作物将彻底告别靠天种植的历史。第四,生产转基因药品。将一种有治疗作用的基因植入某种食品,人们只需吃食物就能预防或治疗疾病。正因为转基因技术有以上的巨大优势,各国才争相投入大量财力,加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打造“生物技术经济强国”战略计划,制定并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优先发展的基本公共政策。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保罗先生预言:“推动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代表方针将由信息科学转为生物科学”。

科学技术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方法,科学精神作为人文价值观,应坚持“善”的伦理观,满足社会发展的有益需求。“在任何一个自认是健康文明的社会里,科学的追求,不可能在道德与伦理的真空中进行”。“任何新的科技进展都不能免除伦理上的检验,道德与伦理问题在影响公众的态度上起重要作用”。[ 4 ]转基因技术与其他任何科学技术一样,不能回避或是无视伦理道德问题。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5 ] ( P9)美国农业部长Mr. Dan Glickman说过:“农林10小麦基因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麦增产60% ,一个单基因救了1亿人的性命”。转基因技术能够减少农药使用、解决食物短缺等问题,给人类带来实惠,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是尊重生命、合乎伦理道德的,因而是善的。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因此,它理应受到伦理、法律的限制。转基因技术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可能影响生态环境,危害人类健康。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谨防它破坏生命,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灾难。

2.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隐患

早在第一个重组DNA分子诞生不到1年里,公众已开始担心它会产生潜在的危险性。1975年在17国代表参加的著名美国加尼福利亚国际会议上,代表们要求判定重组DNA实验的操作守则,并呼吁研发不能逃出实验室的宿主。那时的人们担心基因工程操作的生物会逃出实验室或被有意放纵,造成不可预见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严格的法规建立起来,在日本和荷兰,转基因操作的有关研究被完全禁止。然而,在80年代,这些法规又渐渐放松了,这是因为人们的信心增强,认为这些改性的生物不大可能构成很大的生态威胁。到20世纪末,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又一次从英国和欧盟波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激烈争论。转基因技术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危害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基因飘逸即基因流或基因水平转移到其他近缘物种。如加拿大发现转基因油菜与野生近缘种间发生过交叉杂交,从而形成所谓“超级杂草”,导致野生等位基因的丢失,从而造成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影响生态平衡。

第二,转基因植物产生的杀虫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土壤,某种单一的转基因植物的大量种植可能会对土壤生物及微生物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因而减少本地区物种的多样性。

第三,转基因产品的毒性,能引起人的过敏反应。如1995年发现美国国际先锋公司转巴西坚果基因的大豆能引起人过敏,在转花生基因的作物中也有过过敏现象。

第四,转入植物的标记基因(特别是抗生素基因) ,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扩散到其他微生物中并使其产生新的抗药性,导致“超级”病原菌的产生。[ 6 ]

以上的安全隐患引发了广泛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争论。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台对转基因技术的限制措施。欧盟也开始要求零售商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标签制,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技术迄今并未发现真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数亿人食用4000多种转基因食品,连续多年也未发现对健康产生任何伤害。但是,转基因作物对大自然的影响目前还无法完全证实。已有教训表明,任何进入新环境的外来物种,都有可能会在当地引发一场生态浩劫。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过程只经历了不足10年的时间,然而,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需要20年、50年甚至是100年才能被发现。转基因作物一旦进入自然生物链,其人造的特性和缺陷就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永远无法被控制或被收回,对大自然的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

二、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应遵循的生态伦理原则

“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看作是一组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 7 ] ( P100)科技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转基因技术的运用也应当如此。当转基因技术造福于人类时,它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的,因而是善的;当转基因技术对环境及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时,它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因而是恶的。科技道德必须限制、惩戒这种恶,引导科技向善,以避免科技的“异化”,避免科技背离以人为本的初衷。生态伦理学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存在了30多亿年,简单的生命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今天地球上由千万种生物所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运用转基因技术手段改造生物体,就有可能过快打乱自然界经过漫长时间进化所形成的秩序,破坏生态平衡。转基因生物的代谢产物会向外界环境扩散,造成链锁反应,凭目前的生物技术发展水平,还不能准确预测转基因生物体及其代谢产物的表现形态和潜在危害,也难以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中,应该确立起共同遵守的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转基因技术应用中应遵循的生态伦理原则:

1. 保护人类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原则。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倡导生态伦理、生态文明,要求人类在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考虑到自然的需要,从而维持或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伦理需要,也是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基本道德原则。它同时把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置于人类道德关怀的庇护之下,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过程中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这是人类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协同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

2.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原则。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对立面的动态平衡系统,有着自身的生物链。“一物降一物”,正是生物链的真实写照。应当尊重自然的完整与稳定,尊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统一以及与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平衡。自然对于人类的生态价值的最重要体现,在于人类赖以栖息的地球是一个凭借生物即生命活动实现能量转移和物质元素循环的地球。地球上的每一自然物在维持自然之和谐中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都同样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因此,人类对自然的享用不得妨碍其它生物对自然的享用,我们要尊重所有生物在自然中的生存权利,我们必须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无条件地维护物种和生物遗传的多样性。“生态系统越复杂,就越能成功地抵抗压力。生态系统像一张网一样,如果每个网结都有几根线与别的网结相联系,它就比简单的、没有交叉的线圈更好地避免瓦解”[ 8 ] ( P78) 。但转基因动植物的出现,由于没有天敌的制约,就可能会破坏原有物种之间的竞争协作关系,扰乱原本和谐有序的生态环境,减少本地区物种的多样性, 甚至会使生态系统受到毁灭性打击[ 8 ] ( P42 - 145) 。这是人们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3. 生态效益原则。长期以来,人们通常以经济的增长来涵盖发展问题,把经济的发展当作发展的全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国际社会开始共同关心生态环境。按照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生态环境具有使用价值,是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因而生态环境不可能总是无限制地为人类提供原材料、容纳工业所带来的污染。如果我们无节制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并采用在该限度内行得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在尊重自然和遵循生态价值规律的前提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态效益。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生态效益原则是指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把环境污染和破坏控制在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和社会物质财富及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限度内。而转基因技术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手段。目前已通过转基因技术培养出能降解农药、除草剂、塑料、防治重金属污染、清除石油污染的转基因工程菌。经基因改造的杨树在生长过程中,可清除土壤、地下水中重金属的污染,将可分解石油成分基因工程菌接种到海滩,可清除海滩的原油污染,其清除速度比天然细菌快得多[ 9 ] 。

4. 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价值观以生态文明为社会环境伦理基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人类应该同自己的生存环境共同发展和进化,强调人类对后代、社会和自然的道德责任。《中国21 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整体,它必须由资源型发展模式逐步转变成为技术型发展模式,即依靠科技进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基因技术能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食物短缺、能源匮乏、疾病猖獗、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只要我们合理运用转基因技术,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以上四大原则中,保护人类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原则是基本道德原则,是人类将道德关怀同时指向环境和人类的底线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原则体现了人类敬畏生命,把伦理道德从人的社会生活领域扩展到自然生活领域。生态效益原则反映了人类运用转基因技术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充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思想。可持续发展原则代表了当代人类全面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高道德理想,是转基因技术运用中应当遵循的最高原则。

三、实现转基因技术生态安全的途径

1. 自律伦理———培养责任主体的伦理意识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取决于主体的理解、选择、构建和解释方式,其中必然渗透着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取舍,具有很强的伦理负载,我们必须培养责任主体的伦理意识。责任是根据主体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做出的特殊规定,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三方面:科技人员的个人责任、国家或政府的团体责任、公众的共同责任。

科技人员的个人责任是指科技人员拥有专业知识,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后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风险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履行与其角色相适应的社会责任。技术的可能并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在对新项目进行全面研究之前,需进行认真的技术评估和伦理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在伦理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后才能进行;自觉抵制明显危害公众利益的研究,并对不确定的风险承担相应责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保持公正,使研究风险得到合理的分担,发现可能潜在的危险时应主动暂缓研究。转基因技术研究人员的责任意识还体现在对科技利益的理解上,在科技成果形成后,相关人员要对其做出客观、公正、全面的分析和说明,对潜在风险和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负有向公众告知的责任和义务,最大程度地减少公众的误解和误用。

国家或政府的团体责任是个人责任的延伸,它提供了建制化的科技体制下新的责任模式。国家或政府作为重要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责任主体,主要体现为国家或政府在转基因产业政策的制订、规范企业转基因技术行为及对转基因技术发展方向、规模、速度的调控等方面都负有十分重要的责任。

公众的共同责任是因为“善的本质既有个人表达,也有公众表达。当科学中的伦理实践已经按促进角色责任的途径发展时,就应当采取多种措施用以提升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共同责任”, [ 10 ]把公众纳入转基因技术运用的责任主体中去,建立公众讨论和技术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公众的科技责任意识,使每一项新的转基因技术在研究开发之前就能得到公众的理性认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它的负面效应。

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伦理上的恐慌,“有些国家屡屡出现破坏转基因研究实验的事件。如1999年6月,英国转基因速生杨树遭破坏; 7月,激进分子破坏了美国加利福尼亚0. 5公顷转基因玉米和法国蒙彼利埃的转基因水稻试验; 8月,英国有37个转基因作物的实验点遭到破坏。”[ 11 ] ( P54)如果绝对禁止转基因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如克隆人等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许多明智之士都主张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机制。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的或可能出现的技术所涉及的伦理机制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用自律伦理,即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12 ]

2. 制度伦理———从制度上保障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

自律伦理是一种内在调控机制,依赖于道德主体的高度自觉,缺乏外在性和强制性,在主体的道德水平还未达到一定程度或社会处在失范的情境下,自律伦理就会失去其内在的制约机制。制度伦理是将科技领域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制度建设的框架,把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要求,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来维系的行为转化为主要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的社会约束。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隐患是可以依靠制度伦理来制约的。我们必须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以保障转基因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第一,遵守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性安全标准。1986年,美国颁布了生物技术协调大纲,食品与医药管理局、农业部、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国家卫生研究院分别制定了细则。1997 年农业部的动植物检疫局也颁布了相关条例,负责审查转基因向环境的释放安全性问题。欧盟1990年颁布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 2003年颁布关于转基因食品及饲料的法规。2003年9月, 100多个国家参与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针对转基因生物的国际法———《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生效,成为转基因技术安全性发展的共同准则。我国于1993年12月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1996 年7 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001 年5月朱镕基总理签署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2年3月,根据该《条例》颁布的三个管理办法,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统一管理我国转基因技术安全的相关工作。

第二,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规范科学家、技术使用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6月通过的《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草案》第19条规定:“应在相关层面设立、促进并支持独立的、多学科的和多元化的伦理委员会,以便:评估与涉及人类的科学研究项目有关的伦理、法律、科学及社会问题;对医疗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建议;评估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对本宣言范围内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并协助制定有关这些问题的指导方针;促进生物伦理方面的讨论和教育,提高公众的认识,鼓励公众的参与。”应当建立一种对科技从选题、研究,到应用、开发、决策进行全程监控的伦理审查制度。伦理审查制度包括伦理准入、终止、搁置、设禁等具体制度。

第三,建立一套合理的、规范的、严密的科学检测、评估制度。尽快完善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检测、检验技术,特别是定量检测毒性和过敏性的技术,及时提供准确的研究结论,从技术上保证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发展。建立完善的安全性评估机制。

第四,加强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宣传、普及、教育工作,并设立较完善的咨询服务机构。据调查,“在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各种因素中,信息具有重要作用。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了解越多,就越愿意接受和购买转基因食品。”[ 13 ]转基因技术虽然具有潜在危险,但潜在危险并不等于现实危险和全部危险。

总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的粮食之间的矛盾,我们应本着对社会和生态环境负责的态度对转基因技术做出正确的选择。世界银行在《用于发展的知识》报告中,把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作为促进农业发展、满足食物需求、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途径。目前,人类社会所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全球60亿以上的人口数量,而且这种压力每天都在增长。人口专家指出,即使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得顺利,世界人口达到100亿的时间也不会超过2050年。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人类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食物短缺。从长远看,现行的这种以大量的消耗(包括能源在内)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不可逆破坏为代价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传统的农业生产已根本不可能继续满足未来世界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必将历史地成为新一轮“绿色革命”的主要角色。客观地讲,目前再去讨论应不应该接受和发展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好此项技术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安全的食品,同时,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转基因产品可能出现的潜在负面效应。2001年10 月,朱镕基总理说:转基因工程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科技、人才、经费投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改进棉花、大豆等农作物品质,使我国在生物科学技术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务院将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某些农作物的转基因技术要有计划地组织推广,不断提高我国农作物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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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Carl Micha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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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刘大椿. 科技伦理:在真与善之间[ J ]. 伦理学研究,2002, (6) : 63.

[ 13 ]黄季焜,仇焕广等. 中国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 J ]. 中国软科学, 2006, ( 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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