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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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上)

　　内容提要：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和鉴别大豆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已有数据，就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最主要因素是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出现的国内需求增长，其次是进口大豆(含转基因成分)所具有的价格低廉的优势，而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大豆，进口，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生效)，各口岸将根据《条例》和有关的实施办法对进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检验检扩。

　　伴随着这些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中国大豆进口贸易也发生了较大波动。200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为1394万吨：2002年，进口量为1132万吨，比上年减少18.8%；但是，2003年起，中国大豆进口又出现了增长趋势。不少研究报道认为，虽然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目的不是保护国内生产者，而是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难免会对中国的大豆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转基因大豆进口起到抑制作用从而间接保护了中国的大豆产业，成为中国以安全性为目的的非关税壁垒。但是，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进口到底有多大影响，一直没有实证研究报道，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个尝试。

　　二、文献回顾

　　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诸多争论，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福利影响(例如Galsford et al.，2000；Nielson et al.，2000；Fulton，2004；耿向平，2004)、转基因标签管理成本的分摊(例如McHughen，2003：易福金等，2004)、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经济影响(例如Oehmke，200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支付意愿(例如宣亚南等，2002%马述忠，2002；钟甫宁等，2004；侯守礼等，2004)以及转基因生产技术应用和各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在WTO现行体制下的合理性、适用性(例如Nielson et al.，2000)等。

　　鉴于中国在大豆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管制下大豆贸易问题的研究，但是，多数研究仅局限于定性分析和讨论，鲜有定量研究。Marchant et al.(2002)从中美大豆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对转基因产品政策的变化对中美大豆贸易造成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并指出中国实施严格的进口管制措施一方面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考虑。后来，他们又重新对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进口国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评价，提出虽然中国实施了转基因强制标识政策，但是，通过中美农业培训计划、中美谈判的沟通，以及由于中国国内大豆严重短缺的现状，中国的生物技术法规并未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造成长远的影响(Marchant et al.，2005)。

　　国内大部分研究论述了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大豆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但是，观点有所不同，多数学者认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将会对中国大豆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的定性分析认为，此项政策的实施必将增强对大豆进出口贸易的调控手段，有利于拉大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之间的价格差，促进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和出口，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耿献辉等，2002；马述忠，2003)。翟雪玲等(2002)认为，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青睐非转基因食品，利用中国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就有可能在国际上重新提升中国大豆的竞争力。洪涛(2004)认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是在实施细则出台前，大豆贸易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且交易成本增加，《条例》的实施无疑会改变廉价进口大豆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进口大豆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巨大压力。但是，作为一种贸易壁垒，如果对进口大豆限制过于严格，势必会引起贸易争端。他认为，《条例》实施的政策效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控制转基因大豆进口量；二是提高国内非转基因大豆消费需求量，但同时，转基因产品标识规范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大豆贸易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例如，程国强(2003)认为，2001年出台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政策，事实上促进了当年中国对大豆的进口。2002年初以来，由于实施过渡期由2002年12月20日延长至2003年9月20日，有关部门出台的管理细则对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对市场不稳定的预期上，还没有产生实际的干预作用。另一些学者认为，《条例》实施对大豆价格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但是，影响力度有限(钱秉贞，2002；陈永福、中安章，2003)。马晓河等(2002)认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大豆的进口成本，限制了部分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延缓了进口速度，但对大豆等转基因产品的进口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出理由。宣亚南等(2002b)虽然分析了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但没有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机理以及是否显著进行鉴别和测定。周灏(2003)从中美大豆贸易摩擦入手，定性地分析了中国大豆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作为一个技术性壁垒在WTO框架下的有效性，认为中国的技术壁垒有效性较低，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有效性的建议。Shi et al.(2005)运用数理模型分析了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国际市场的扭曲作用，并在Keith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豆国内需求及总需求函数，初步估计了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政策对国际市场的扭曲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作为技术性壁垒，短期内可能会使国内大豆生产者受益，却会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陈永福等(2003)建立了中国省别大豆供求模型，对中国大豆的长期供求状况进行了政策模拟和预测，认为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以及大豆发展计划的实施所产生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而《条例》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起到限制大豆进口急剧增加的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就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对大豆贸易影响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和定性分析，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的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有所差异，因而对政策影响的研究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三、大豆进口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长期来看，中国大豆贸易不仅受到国内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的影响，国内大豆需求及供给、国内外市场大豆价格及相关产品市场的变化都会导致中国大豆进口量的波动。因此，只有在鉴别出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模型设计和实证分析。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影响中国大豆进口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转基因安全管理等政策因素

　　1.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2002年以后，《条例》及相关政策开始实施，进口转基因大豆必须经过安全评估及检验检疫，并符合相关的标签要求等。

　　2.关税及配额。1992年，中国对最惠国实施的大豆关税税率为3%。1996年，为了避免进口大豆的冲击，中国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开始对大豆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关税税率为3%，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为40%，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进口配额制度没有得到执行，进口多少由贸易商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内需求决定，进口关税几乎全部按3%的税率执行(汤艳丽，2002)。1999年，中国取消了大豆的配额限制，实行3%的单一关税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继续沿用3%的关税税率，该税率远远低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17%)。由于1996～1999年实施的大豆配额制度并没有对大豆市场产生实际影响，本研究可认为不存在配额制度。

　　3.增值税。1994年1月，中国开始对农产品征收13%的增值税，但是，对国内外大豆增值税的征收计算方法不同。进口大豆按照其完税价格征收，而国内的农产品在收购时免增值税，仅在初级收购者再出售时根据交易的利润计算征收少额的增值税，相比之下，对国产大豆的平均课税在1%以下(范小建，2002)。这种征收方法的差异，使进口大豆入境前必须交纳较高的增值税，拉大了国内外大豆的价格差，将对大豆进口产生直接影响。

　　(二)国内外大豆的价格及质量差异

　　1.价格与汇率因素。国内外大豆价格及品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大豆需求厂商的购买选择行为，其中，价格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大豆作为榨油原料，其入厂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榨油企业的利润，榨油企业作为大豆主要的消费者，首先就是要衡量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价格差异，尤其是南方榨油企业往往在比较两者价格及其各自的运输成本和税费后进行选择。另外，汇率的变动也会影响到中国国内外大豆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大豆进口，但是，由于本研究涉及的价格数据均为美元计价，已消除了汇率的影响。

　　2.质量因素。国内外大豆的品质差异也是影响国内大豆加工企业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外大豆的出油率为19%～20%，而国内大豆的出油率大多在16%～17%之间，低于国外大豆近3个百分点，因此，加工企业更倾向于购买国外大豆。但是，大豆质量差异是大豆价格的内生变量，已反映在价格信息中。

　　(三)国内需求因素

　　1.大豆直接消费需求。由于大豆是中国消费者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大豆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许多消费者开始关注膳食结构的优化，对大豆的需求必然增加，进而影响到大豆的供需平衡。

　　2.大豆衍生需求。大豆除了可以直接食用外，还可以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产生了衍生需求。这种衍生需求主要是指对豆油及其主要副产品豆粕的需求。对豆油的需求增加主要源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植物油的需求增加：豆粕的需求增加则源于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由此产生的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但转化为最终产品后，则表现为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

　　可见，无论是直接需求还是衍生需求，消费者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是导致中国大豆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